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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最勤奋的学者最“无趣”的书房 极端勤奋又极端自负的邓正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他酷爱收藏的是他自己的著作。邓正来
的法学著作来历不凡的《哈耶克的思想遗产》
从旧书店淘来的《马恩全集》
友人赠书占邓正来藏书的大头
书房主人
邓正来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现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并任《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藏书语录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自留地和聚宝盆
乍一看，邓正来家更像是一个书店。他家里的书很多，东边墙壁的一排书架有2米多高，足有15米长，靠卧室的墙边还有好几个书架，卧室里也有几个书架。此外，沙发、桌子、写字台、地板上都堆积着大量图书。
仔细浏览可以发现，排列在书架上的都是学术类著作，主要领域是社科类，几乎找不到文学书———《鲁迅全集》和三联书店送的一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除外。在架子上陈列的书中，中文图书占大部分，外文图书也有不少，大都是些厚厚的、硬壳的大部头和一摞摞的外文复印资料。他的家里有两个很特别的书柜：一个是他的“自留地”，里面全是他自己的著作、译著和他主编的论著及刊物；另一个则可称之为“聚宝盆”，里面全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与文化名人送的签名书，其中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这个“聚宝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标尺，能够被放在里面的书，其作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都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这是一个“理性”的书房，在这里，你找不到一本休闲或轻松读物，即使在洗手间里放着的，也是一些英文原著。
在书房北边的大阳台，桌面上铺开着长长的宣纸，上面是邓正来用小楷正在抄写的佛经。在地板上铺开的长卷，则是他已抄写完毕的《金刚经》。从这里往北望去，是一片开阔的田野，那里有因耕耘而裸露的泥土，也有郁郁葱葱的绿色。远山微隐，白云淡泊，一切静谧而安详，广阔而纯净。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邓正来在这里享受着他的“寂寞的欢愉”（邓正来的一本书名）。
书店老板是吾友
“我家里的书一大半是自己买的，一小部分是朋友和出版社送的。”邓正来说，“我买书主要是在万圣、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当然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我也会去的。”刘苏里在创办万圣书园之前，邓正来就已经和他相识了。风入松的老板、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是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中国书评》的编委，书店开业庆典的时候邓正来还专门前去祝贺过。
“但是很遗憾，王炜已经离开了我们。”说到王炜英年早逝，邓正来脸色黯然低沉。
除此以外，国林风的老板欧阳旭也是邓正来的好友。由于与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三家民营书店的老板关系良好，邓正来买书都有较低的折扣。最有意思的是，邓正来还专门做过这三家民营书店的研究，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
藏书追思学人风范
邓正来
最得意的是“聚宝盆”，里面全是各个学科的好朋友赠送的他们自己写的书，大多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界的学者，“我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邓正来说。
邓正来
有一本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译本，这本书是王铁崖先生翻译的，邓正来做的责任编辑，他把这本书看得格外珍贵。邓正来说，“王铁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他原名庆纯，笔名石蒂，1913年出生。他1933年获得清华大学政治学学士，1936年获得国际法硕士，1937年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法，1939年回国，后来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王铁崖先生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相佐的情况下，翻译了这本《国际法原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做《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王先生就请我帮他校订这本书。我做完这些工作之后，王先生当着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的面，让我做这本书的校者。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褒奖，以及他对知识的尊重，都可见老一代学人的风范。他用言传身教告诉我学术的梯队建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年轻的学者。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学生写作，教授署名为第一作者。当然，我还是坚持做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绝不敢做王先生的译校者。
于是，王先生题字送给了我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我总是非常感动，也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去善待年轻的学者。”
琉璃厂“捡漏儿”《马恩全集》
邓正来
的书架里还有三本非常经典的纪念哈耶克的学术著作《哈耶克的思想遗产》，这三卷本文集所收录的是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论文。这套书颇有来历，在谈起它时，邓正来颇有奇货可居的自得。
“哈耶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1999年，我从国外一本杂志上得知该书即将出版的信息。正好我在美国的同学刘晓竹博士打电话给我，于是我请他帮我从出版社订购这套文集。因为在国外，有些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以销定产，如果你想购买这些学术著作的话，你就必须提前预订，否则就很难买到，而且它们的定价非常高。一个月以后，晓竹博士就从美国回来了。我没有想到，这三本书居然要500美元。晓竹说是送给我的，而我也确实没有想过要给他钱，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给不起，另外一个原因是，以我们的友谊，我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邓正来说，“真的，这套文集对我研究哈耶克思想来说是太重要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无数这样的朋友在支持、帮助着我。我书架上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让朋友帮忙买的。当哈耶克的弟子、台湾地区林毓生先生来我家做客的时候看到这套三卷本文集，他也羡慕异常，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这套文集。
到现在为止，这套书在国内还没有。”邓正来还有一些很珍贵的书，其中包括他放在卧室的《马恩全集》。这套书是他从旧书店里淘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经常去琉璃厂，买一些三四十年代学者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学者们是如何创办和编辑学术刊物的，而1978年以后的学术刊物我基本上已经全部调研过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记得那个时候的旧书相当便宜，七八块钱就能买到10本书。”邓正来回忆说，“1994年，有一次我去琉璃厂，竟然看到了一套50年代出版的、翻口烫金的《马恩全集》，当时老板要价500元，我还价400元。他起初不愿卖，讨价还价一番后还是答应卖给我了，并说，‘我是看你真的喜欢这套书，才卖你的。’这套书非常新，我可以肯定这套书原来的主人一次也没有翻看过它们。由于这套书是翻口烫金的，所以即使用湿抹布擦，纸张也不会坏。现在，我把这套书放在我的卧室里，每天睡觉前坚持看几页。”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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