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1月31日电（刘晓、周剑虹）为救身患重病的母亲，安徽科技学院2002级学生袁雪华全家负债6万元，而此前她和弟弟两人的大学学费已让全家欠下3．6万元。面对医院开具的30多张催款单和“不交款，就停药”的警告，袁雪华怀揣民政部门的特困证明多方求助未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找到媒体表示，“只要预付2万元工资给我母亲付医药费，我愿意从事任何职业”。

　　袁雪华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这类事件，让我们在为年轻人的孝心感动的同时，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该专心学业的大学生们做出了这样无奈的选择？

　　“救母事件”暴露了我国现行医疗救助体制的窘境。袁母身患胆管癌，6月份已有病症，9月份才入院治疗，6次入院共花费6万余元，每天的治疗费用约2000元，而医院规定一天的医疗费不交齐就停止治疗，袁母就曾中途被迫出院一次，病情恶化后才又继续治疗。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与医疗服务公益性质的不适应，导致医疗机构过分追求经济收益，公益性质淡化，医疗收费昂贵，造成老百姓“看病难”，有的甚至根本看不起病，还有人生了病也不敢去医院。农村医疗和社区医疗薄弱，群众病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因此，使政府真正发挥保障群众基本医疗的主导作用迫在眉睫，这就需要大力改革医疗服务体制，转换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大力发展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事业，让医疗保障体系发挥实效，让百姓看病不再贵、不再难。

　　“救母事件”也说明当前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水平偏低，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救助经费增长更是微乎其微。有的在实施救助时过分强调“最低生活水平”，实际上只是起到道义上象征性的支持作用，而并不能帮助救助对象摆脱贫困。社会救助项目也较单一，大多是保障贫困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救助。现在，因病返贫、因教返贫的个人和家庭不在少数，相应的医疗和教育救助项目却成效不大。

　　袁雪华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去找媒体帮助呼吁，但媒体并不是慈善机构，也不能越位扮演慈善机构的角色。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虽然能引发人们对当事人的同情和援助，但这些困难人群更需要一个稳定、健全、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唯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避免这类事件继续上演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