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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杨里昂先生将他刚出版的新书《诗海潮音》送我，特地在扉页上题了两句诗：“有缘书市常相遇，觅觅寻寻两蠹鱼。”令我会心一笑。
说起来，我和杨里昂先生同龄，我还大月份。但在见面时，我都称他“杨老师”。这不是我对他有意恭维，他确实是包括我在内的一大群文学爱好者的良师，亦是益友。数十年间，他始终做文化工作，编着刊物，那么敬业。培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循循善诱，那么诚挚。他是一位诗人，出版过《燕泥》等几本诗集，还写诗评和诗一样的散文。我对诗歌的兴趣就深受他的影响。还记得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常写点小诗拿去请他看，他总是热心地鼓励和指点。杨里昂先生对文学爱好者的关心，让我终生难忘。退休后，我成了定王台书市的常客，三天两头地到那里徜徉，杨里昂先生就住在书市毗邻的凤凰台巷，不时会到书市里寻寻觅觅。我们常会不期而遇，说上几句话，问问买到什么书，这就是他题辞里“觅觅寻寻两蠹鱼”的所指了。
《诗海潮音》包括他新时期所写的三部与诗相关的著作，其中重中之重的是占了三百页的一部《中国新诗发展史》。此书原名《中国新诗史话》，1992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较早出现的新诗史著。出版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文艺报》曾发表书评，对此书作了较高的评论，有的大学将其作为教学参考书。谈到写作“史话”的初衷，杨里昂先生感触多多。新诗自“五四”之前开始，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产生了大批卓有成就的诗人和作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新文学各个门类都有“史”，惟独新诗没有。而综合性的文学史中对新诗的评叙又太简略，提到的诗人不过一二十人，他有感于新诗太没地位了，于是毅然抛下诗笔，发愤写作了“史话”。“史话”的资料积累多年，成书却十分仓促。他当时担任繁重的编辑工作，没有时间仔细打磨，他自己并不十分满意。退休后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于是他对“史话”作了较大的补充修订，并且根据一位教授的提议，将“史话”更为现名。我用一周时间读完此书，深感它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诗史著，正如当年《文艺报》评论提出的那样：它融学术性和史料性于一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个门类的新文学史著出版不少，但写法大体相似，以论代史的倾向比较明显，有的简直就是一些作家论的组合，杨先生在写作“史话”时，刻意突破这种模式。他认为：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新诗，是以运动的形式，一波一波向前发展的。因此，他写此书时以运动发展过程为“经”，以个别作家的论述为“纬”，书中保存了较多史料。既展现了各个时期的诗坛全景，又有著名诗人的特写。这样较之孤立地推出几个作家当然要充实得多，背景宏阔、脉络清晰，给读者的印象也更为鲜明。
《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对新诗史上一些公案作了公正的评论。最显著的例子是高长虹和王独清。前者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狂飙诗人”，后者是与郭沫若、徐志摩并称为抗战之前诗坛“三大明星”。因为高长虹曾经与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王独清则据说参加过“托派”，一般文学史家们都将他们打入另册。杨先生拂去久积的尘埃，在书中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难能可贵的。
《诗海潮音》中还收有《闲话诗人》33篇和《诗余随笔》41篇，前者是评述古今诗人的诗话一类，后者是他的散文的选辑，内容多与诗事相关，都是杨里昂先生的精心之作。《诗海潮音》是一部大书，值得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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