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导先走”到主动请罚

　　这是10余年来中国官场上一段刻骨铭心的耻辱。

　　1994年12月8日下午6时10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舞台上。几块被烤燃的纱幕布条忽然落在796名师生和干部面前。刹那间，火势蔓延，灯光熄灭，烈焰毒烟无情地扑向了那些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

　　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在场的26个官员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

　　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288名学生和36名老师的生命，而当时距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的克拉玛依市官员却都“奇迹般”地生还。在这场大火的映照下，一句“让领导先走”，使当地政府官员最为卑鄙可耻的面目曝光于天下。

　　十多年后，当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时，情景已然不同。在此次黑龙江省洪灾中，不但沙兰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因可能涉嫌渎职被拘留，省长张左己甚至主动请罚，这些变化足以令人感到欣慰，尽管花了10余年的时间才完成这种转变听起来有点漫长。

　　悲剧仍在继续

　　克拉玛依的大火并没有引起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足够的重视，此后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生的灾难可以佐证这种推测，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2000年底的洛阳大火。

　　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在采访完洛阳大火后写了一篇名为“活在假设中”的采访手记，在这篇文章的末端，他这样写道：

　　“透过洛阳大火，你可以从肇事者，到现场人员，到经营者，再到政府管理人员，进而推及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看看他们都是何表现。你会发现，这每一个环节上的身份、地位、对社会的义务各不相同的人，好像都在或多或少地漠视生命，好像都在拿法令法规不当回事，好像都不在本本分分尽职尽责。”

　　这场大火让歌舞厅中的309条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生命被漠视到什么地步，才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意外”伤亡？更让人难过的是，洛阳大火并非2000年漠视生命的惟一案例，在那一年还发生了若干起无法排除人祸的惨剧：

　　3月11日，江西萍乡市上粟县石岭鞭炮厂发生特大爆炸案，当场炸死33人

　　3月29日，河南焦作市录像厅发生特大火灾，74人在大火中丧生。

　　4月6日，山东省德州市美丽华大酒店发生火灾，13人被烧死。

　　6月13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发生沉船事故，19人死亡。

　　6月22日，四川省合江县“榕建”渡轮翻沉，130人死亡。

　　6月30日上午，重庆垫江县沙坪镇特大鞭炮爆炸事故，1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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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类似的灾难发生之后，没有人出来道歉、主动承担责任，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还互相推委责任。而故事的结局也大体相仿，某几个直接责任人(大多为老板)被判罚，伤亡者或其亲属得到数额不等的赔偿金。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

　　转变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民本位”思想迅速成为中国官员不得不正视的命题。引发这场变革的是一连串的突发性公共事件：SARS、大批房屋野蛮拆迁问题、孙志刚事件……

　　“短时间内一连串的问题正好交叉在一块儿，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很大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就会使得处在政治高层的领导敏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些民心集中到一块提出一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观。”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严强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这种政治观就导致了原先的政治文化向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转变。

　　“高官问责制”就是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出台的。因在SARS事件中隐瞒实情，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被免职，当时很多人以为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高官问责制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开始体现在制度层面。

　　在两位官员被免职后不久，《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便被批准实施，《规定》中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此后，官员引咎辞职成了中国官场不再陌生的一道“风景线”。

　　2004年4月，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对2003年12月的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元宵灯会人员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业大厦特大火灾事故做出处理决定，同意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引咎辞职。其后，密云县县长和吉林市市长也先后辞去职务。此外，地方官员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后向老百姓主动道歉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参见2005年3月7日出版的《时代人物周报》专题报道《道歉，来自公仆的声音》)。

　　2003年还出台了许多跟“高官问责制”相类似的举措：废除“收容遣送”、禁止暴力行政，将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次写入宪法等等。国家本位逐渐向社会本位转变，官本位开始让位于民本位，所有的信号都在预示着官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们叫国富民强，强市富民，现在的口号都变过来了，叫民富国强，强民富市。”严强教授分析说，就是这样一个颠倒，尽管还是同样的文字，但是反应了基本的立足点、政治文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 时代人物周报 记者 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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