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这是对仇和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他所释放出来的改变落后县市依靠自己、敢闯敢干的探求精神的肯定

　　“仇和541票……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1月20日上午，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为经济强省江苏省副省长。

　　这天一大早，新闻媒体云集会场，有的记者甚至连仇和的面都没见过，会议开始半小时后还在打听“哪一个是仇和？”

　　这样的关注贯穿在仇和施政的全过程。十年中，仇和为实现宿迁谷底隆起的种种努力引发了太多的争论，使他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符号的政治明星。江苏省的一位观察家说，仇和的升迁透露出了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微妙变化，值得细细揣摩、体察。

　　从“第四极”冲出来的副省长

　　“请后面的领导加快步伐跟上队伍！”、“请抓紧时间向前靠拢！”四位工作人员手持电喇叭在不停地高声提醒四百多人的队伍，赶紧跟上领头人。领头人是个中等个子，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大跨度的步幅与他的身高不相称，他前后摆动的两臂几乎伸直。准确地说，他不是在走，而是在小跑。

　　领头人的名字叫仇和。这是2005年12月27日，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像往常一样，率领市委扩大会议成员进行现场观摩。24天后，刚刚迈过49岁门槛的仇和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围绕着仇和的一切争议都是从江苏省最穷的市——宿迁开始的。如果说宿迁在江苏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突出”的穷。1996年宿迁建市初期，人均GDP还不到江苏省平均水平的1/3，仅相当于中部地区的1/1.7，被称为江苏经济的“第四极”，这个排在苏南、苏中和苏北之后，既穷且大的宿迁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板。

　　在如此特殊的区位、市情和发展阶段，只有以特殊的发展思路取得超常规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仇和登场。

　　1996年9月，仇和任宿迁市副市长。三个月后，他主动要求担任宿迁市最大、也是最乱、最穷的县——沭阳县县委书记。4年后，那个当年被很多人认为“烂到了根子”、“就是神仙来了也搞不好”的沭阳县发生了巨大变化：580多公里的水泥路面交通网从无到有，破败凋敝的县城、集镇建设一新，成千家加工企业“冒”了出来，还有，240多名问题官员被抓或被处分。沭阳人因之出行有路，创业有心，就业有门，民生有节，为官有道。

　　沭阳也改变了仇和的政治命运：2000年12月，他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此后步伐不停，并于2001年8月正式出任宿迁市委书记。

　　仇和的政绩，源自其对经济发展全面性的理解。他说，经济发展包括三个方面，即财富的创造、财富的有效积累和财富的配置增值；工业化创造财富，城市化积累财富，市场化配置增值财富，人本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他坚信：工业化是投资的乘数效应，城市化是消费的乘数效应，二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只轮子，必须互动并进，协调发展；而市场化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二者的综合乘数效应。

　　于是，他在经济领域所推行的一切改革，均围绕两大任务：构筑载体、培育主体。他在宿迁始终坚持工业突破第一、招商引资挂帅。仇和多次呼吁，“横下一条心，使出千钧力，围绕工业、突出工业、突破工业。”

　　同样，仇和对培育城市的带动力和辐射力的看重也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推动的大规模拆迁让其处在舆论的焦点，“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面对异议，仇和的逻辑是：在宿迁这个农业大市，解决“三农”问题离不开工业、离不开城市。希望在民间、发展靠民力、活力在民营。激发民间活力，必须建设小城镇这个载体，鼓励农民进城入居、进城入市、进厂就业，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在这个思路下，仇和一直主张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到城镇投资兴业、安居创业，变纯生活性消费为生产性投资，增强财富积累的有效性。

　　沭阳县的一位前政协领导说，以前仇和刚搞小城镇建设时，很多人到处告状，认为他在“瞎折腾”。但后来，那些告状者自家的房子搬到镇上后，日见升值。2004年，到宿迁采风的上海作家邹安和问一位当年带头告状的老同志现在还告不告？答曰：“不告了，看来当年是我们落后了，没有仇和看得远。”

　　4年卧薪苦，坚冰终开融。长期处于谷底的宿迁，经济与人气发生了巨变。“经济、公共事业起了化学反应，变大、变多、变强了；人心起了物理反应，思危、思进、思变。百姓创业挣钱的多了，干部创新冒汗的多了。”沭阳县退休老干部陈淮美说。5年中，宿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6%；财政收入破天荒地达到25亿元。在“打时间差、空间差、信息差、制度差”中，宿迁找准了自己的市场定位，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正在实现谷底隆起。

　　争议仇和：探索还是蛮干

　　“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他就从第12版一直买到第17版。”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谢新松说。仇和给他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博览群书”，譬如《经济学》就看了7个版本，《世界通史》看了3个版本。

　　善于从书中汲取理论与智慧，是仇和为政的一大特色。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政府的革命》，受书中“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这一理念的启发，他将宿迁看成一个大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之下，仇和开始了他在经济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和民主政治改革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被一些人认为“激进”的改革。

　　宿迁是个新建市，社会事业几乎是从零起步。因为财力捉襟见肘，“运转难－服务差－收入少－运转更难”的恶性循环成了改革前宿迁社会事业的死穴。

　　从2000年开始，宿迁市以“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的思路改革医疗卫生事业，通过净资产转让、无形资产竞拍，股份合作制和兼并托管三种形式，将全市135家公立医院中的124个乡镇医院和9个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了产权置换。医疗事业基本实现了民营、股份制，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这个改革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这是政府在甩包袱，很可能会破坏公共卫生体系，损害医疗的公平性。

　　但仇和认为，社会事业政府包办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基本医疗应该放开，在充分竞争中实现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均衡；公共卫生则须由政府负担，由财政托底。

　　改制的良性结果支撑着宿迁医改一往无前。几年来，宿迁的社会医疗投入持续增长，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持续飚升时，宿迁的医疗服务价格持续5年下降，其中门诊费用市级医院6年来降低7%；乡级医院降低26%，为此，一些在苏州、南京打工的宿迁籍患者还跑回宿迁看病做手术。而最令人担心的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也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防保网络体系。

　　与医改一样，仇和在教育领域发起了另一场“放开两头、确保中间”的改革：即在确保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的序幕从幼儿园开始，而最大的阻力也率先从幼儿园反弹。在泗洪县幼儿园，由领导层和全体职工各拿出50%的资金买下幼儿园的改革方案遭到抵制，有中央媒体两度对此曝光，在当地引起强烈震荡。而仇和的回应是：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

　　4年后，改革的“结果”平息了对过程的争论：宿迁的高中入学率由2000年的47.8%上升到2005年88.39%，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全市87所高中有47所为民办，2004年宿迁市累计新增民间教育资本投入达12亿元。

　　仇和说，宿迁的社会事业改革成功，最重要的是没有损害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利益。

　　而在政治领域，仇和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被认可。他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就在全县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解决群众与干部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做法得到中组部充分肯定，任前公示制后来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在此基础上，升上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又探索干部勤廉公示、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的一些做法。他对现代吏治的深层次思考以及他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受到全国关注。

　　民知才有民主。在仇和看来，解决中国官的问题要做民的文章，解决中国政治的问题要做经济的文章，解决中国官场的问题要做市场的文章。而勤廉公示、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探索。

　　仇和升迁的寓意

　　仇和为政，确实有着太多的不同。譬如，他抓工作常用的现场观摩法，这一最初在人民公社时常用的办法，被他用得出神入化。

　　“观摩时，他心细到会去数猪圈里有多少头猪。”泗洪县的一位干部说，每次观摩早上7点钟出发，晚上10点钟看完回来再讨论，人们小跑都跟不上。很多人脚板磨出了血泡，第二天还得走，后来，宿迁市干部每逢观摩很多人都备两双鞋：一双皮鞋开会穿，一双旅游鞋观摩时穿，专叫“观摩鞋”。

　　人们不得不佩服仇和的用心良苦和实效。仇和说，“我们不开汇报会、经验交流会，就是看，就是观摩”。通过现场观摩，打破内部的平衡，挑起部门、区县、乡镇之间的竞争，激发活力，加快发展。

　　“宿迁，确切地说，是仇和领导下的宿迁，使得整个苏北地区的沉闷局面被打破、被激活，彼此之间形成了你追我赶之势。挑起区域内部竞争和区域与区域之间竞争，这可能是仇和施政的最大贡献。”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的一位专家说。

　　仇和的升迁，其标本意义在于：

　　——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阴暗面的放大效应”。社会学上有一个原理叫“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指一项决策的评价哪怕是99%的人赞成，其声音总是沉默的；而1%不赞成的人，不断发出各种声音，形成的印象就是百分之百，阴暗面的效应被放大了。

　　所幸，阴暗面的放大效应没有在仇和晋升副省长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折射出我国干部评价体系的日益成熟。

　　——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而仇和的改革最终使所有人共享到了改革成果，最终促进社会形成“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的社会氛围，给了仇和这样的干部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

　　——折射出了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而这，本身就是吏治的一种创新。

　　——对依靠自己、敢闯敢试精神的肯定。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谢波介绍，过去，江苏省对苏北采取过多种扶持办法，效果都不理想，如组成扶贫工作队，派去300多人，结果扶持兴办的企业都垮了。而仇和的出现把欠发达地区精神振奋了起来，“宿迁带来了鲶鱼效应。仇和升迁与其说是对仇和个人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仇和所释放出来的改变落后县市依靠自己、敢闯敢干的探求精神的肯定。”（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包永辉徐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