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京 罗沛霖

　　由于处于全球化经济链条的末端，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争讨利益的资格和能力并不高。跨国公司和大代理商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哪里成本最低、效益最好，他们就把订单往哪里下。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到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利润在订单一次次的转手中被瓜分殆尽了。珠三角的小老板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只能“内部挖潜”，这样一来，控制工人工资就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法宝”。

　　现在，工人的辞工和跳槽已经成了珠三角地区老板们的一大心病。在采访中，老板们纷纷表示，现在随便一点点小问题都是工人辞工的理由。“什么下班的时候打卡太挤了，食堂里哪一顿饭吃得不好，都是理由。甚至一个工人因为卫生间里有蜘蛛网，就说工厂条件不好，要求辞工。”老板们无奈地笑着，“现在，食堂大厨绝对是工厂的关键岗位。”

　　其实，老板们也明白，这些都是借口，能留下工人的惟一方法就是涨工资。

　　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吸引了两岸三地的大量投资，又依靠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廉价劳动力，从海外赢得了不计其数的订单，连续20年保持着平均16．9％的年经济增长率。

　　然而，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没有让外来工分享到足够多的实际利益。多年来，外来工的工资总是达不到他们自己的预期值。他们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再高些。

　　小严在东莞市H镇一家工厂工作。他告诉笔者，1997年他刚到东莞时，工资只比现在低一点点，“在当时这个工资算是很不错的了，但现在来说就不行了”。总之，只要别的厂子里工人工资比自己高，小严心里就觉得不太舒服。

　　老板们说，工人会挨家询问工价，然后比较，“高一分钱他们都会跳槽的”。“因为工人觉得，一件差一分钱，一天下来就能差出几元钱。要是发现某个厂条件好、工资高、有活儿做的话，他就会马上介绍他的朋友都过来”。

　　然而，即便眼看着自己的工人不断跳槽、动辄辞工，老板们却总是说“就是不能涨工资”。

　　YF服装厂的向老板给笔者算过这样一笔账：

　　“养一个杂工，一个月在厂里的生活、住宿费大概是150元，水电费摊到每个人头上，差不多要40多元。再加上500元工资、必须上的各种保险，每月花在一个工人身上的钱就接近800元了。800元养一个杂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如果涨到1000元，负担就太重了。给工人涨100元工资，倒是还能接受；涨200元，利润就非常低了；涨300元是肯定不行的———真要是涨300元的话，我们的成本差不多要提高30％，那就根本拿不到订单了。越南、印度的工人比我们这边还要便宜。何况，客户也经常要求降价，我们还要把利润给他们留出来。”

　　由于处于全球化经济链条的末端，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争讨利益的资格和能力并不高。跨国公司和大代理商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哪里成本最低、效益最好，他们就把订单往哪里下。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到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利润在订单一次次的转手中被瓜分殆尽了。珠三角的小老板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只能“内部挖潜”，这样一来，控制工人工资就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法宝”。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小老板们的日子过得也并不轻松———他们和工人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工人是最后一只，工厂老板就是倒数第二只。他们一起承担着地方政府的各种税费，支撑了当地的公共建设，还供养了靠分红收租过活的当地村民。

　　在很多时候，中小企业的老板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尴尬地位，只好转过头去欺负自己身后的那只“蚂蚱”。不过，两只“蚂蚱”并非完全对立，他们还必须互相依靠，才可能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即使只是为了完成订单获得利润，老板们也会尽可能地“关心”工人，想尽办法留住人：改善伙食，每天换口味，确保每顿饭都有两菜一汤，晚上加班时提供夜宵；改善工作环境，专门为情侣夫妻准备公婆房，工作时给工人们放背景音乐；随时找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需要，怕工人不说实话，甚至“买通”清洁工去探听他们的想法；设立“大奖”以培养工人对工厂的忠诚，干满5年奖一条金手链，干满10年奖一条金项链，干满20年奖励金块，等等。

　　但工人们想得最多的只是“这个月我能涨多少工资”。当他们看到近期加薪无望时，就会走出工厂大门，另谋出路。一个老板曾感慨地说：“一餐午饭的工夫，他们就能靠手机短信了解到七八家工厂的工资标准，只要其中有一家比我的待遇好，吃完中午饭，他们就拍拍屁股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