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禁改限听证会代表提出执法成本是否过高等四大疑问

　　前言

　　在爆竹声声中，北京以无重大火情、无人死亡、无摘除眼球事故的“三无”成绩，为首个禁改限春节，画上了圆满句号。

　　禁改限并未导致火灾和伤亡数字“直线上升”，但正如一位市民所言，如果仅仅以“三无”为目标，未免有些偏低，在禁放了12年之后，首次开禁的北京是否镇定不足，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比如：由于实行垄断经营，各销售点没有价格优势，市民反映烟花爆竹价格偏贵；由于网点位置确定时间太晚，一些销售网点错过了黄金销售期；由于禁放区和准放区犬牙交错，虽然投入了大量警力，但违法燃放的情况还是存在……

　　一位官员说，事实证明，只要管控到位，北京完全可以控制住限放局面。我们相信，北京能做得更好。

　　本报讯 昨日零时，禁改限首个春节烟花爆竹燃放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零时30分，在市消防局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指挥部，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危险物品管理处副处长谭权对在场的数十家媒体说，“代我们向北京市民说声谢谢。

　　在他们的支持下，禁改限终于达到了无死亡、无重大火灾的目标”。

　　据市烟花办通报，自除夕零时至正月十五12时，北京全市因燃放花炮导致的死亡事故、摘除眼球事故，重大火灾事故均为零；半月内，全市共接因燃放花炮引起的火情384起，但未造成一起重大火灾和人员伤亡。四组数字显示，禁改限火灾、伤亡两大伤害远远小于禁放时期。

　　市烟花办一位负责人表示，“限放导致随意放、乱放，局面无法控制，火灾、伤亡数字直线上升”，这是禁改限法规通过后，支持禁放者的共同疑虑。“事实证明，只要管控到位，北京完全可以控制住限放局面。而且，限放之一疏导措施，效果远远好于禁放的全面‘叫停’”。

　　昨日，记者回访了十位禁改限“反对派”，当初曾极力反对禁改限的市人大代表，及在禁改限听证会上发言的陈诉人。他们均对禁改限首个春节燃放情况表示“满意”，但仍提出“执法成本过高、违禁品种失控”等疑虑。陈诉人魏有仁说，首个禁改限实现了“三无”，无火灾、无死亡、无摘除眼球。但如果把“三无”定为禁改限的目标，有些偏低，“不论是违禁品种管控，还是燃放地点确定，乃至执法管理模式，禁改限还有很多遗憾，还有太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疑问

　　问题1

　　执法成本是否太高？

　　据市烟花办统计数字显示，春节期间，四个燃放重点时段，北京全市共出动包括民警、治保积极分子在内的各方面保障力量达121万余人次，各种车辆4600余辆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保安、治保积极分子等普通市民组成。

　　“除夕当夜，北京所有警察都没休息。100多万人放弃与家人团聚，上街执法，这个执法成本是不是有点偏高？”禁改限听证会陈述人魏有仁担心，如果年年如此，年年都要动用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满足部分人燃放烟花爆竹娱乐需求，“政府、市民都会扛不住的”。

　　市人大代表沈梦培认为，“禁改限”虽满足了一部分市民的燃放需要，但却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生存需求。在平衡禁放者与限放者矛盾时，投入有些得不偿失。

　　问题2

　　违禁品种是否失控？

　　前夜7时30分，在西二环国二招附近二环辅路，三名男子燃放四个足有半米多高的超标组合烟花。三名男子点燃第二个组合烟花时，警察赶到进行了制止。

　　据了解，这只是当夜的一起违禁燃放行为。市烟花办通报的数据显示，禁改限期间，执法部门收缴的非法伪劣超标烟花爆竹达1228万余头，总价值达42万元。

　　禁改限听证会陈诉人康喜全说，燃放违禁品种偏多，这是让他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他说，“不用出门，坐在家里听响就能听出违禁超标品种有多少”。市民高小姐说，有的爆竹简直跟手榴弹爆炸似的，燃放时震耳欲聋，地面颤动，哪里是欢庆春节，根本就是伊拉克打仗。

　　据市烟花办一工作人员表示，虽然管理力度没有丝毫减少，但正月十五违禁品种的燃放量远高于除夕、初一、初五前三个关键时段，“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市民找到了便宜门道，自己到北京与河北边界买爆竹。”

　　问题3

　　市区内价格是否太贵？

　　据央视有关调查表明，2651名今年在北京过年的人中，58%的人在烟花爆竹指定销售点购买；23%没在指定摊点购买。没有在指定销售点购买烟花爆竹的原因中，有48%的人认为指定销售点的烟花爆竹价格太高，32%的人是因为居住地附近没有指定销售点。

　　本报对50位市民的调查显示，九成市民认为，今年合法烟花爆竹的价位偏高，“政府的初衷是让市民买到合法的、物美价廉的烟花爆竹，以此占领非法烟花爆竹市场。

　　但事实证明，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亚运村地区安慧里小区一王姓男子表示，虽然初八后，各网点纷纷低价抛售，但价格仍高于五环外私售网点。市区内售价200元的鞭炮，在五环外几十元就可以买到。正规网点的价格过高，强占非法烟花爆竹市场的目标就没有达到，保障燃放安全也打了折扣。

　　问题4

　　网点确定时间是否太晚？

　　据市烟花办此前通报，今年北京烟花爆竹的总进货量高达60万箱，但实际上只销售出27万箱。截至限放期结束，市烟花爆竹销售公司仍有33万箱库存，留待明年春节销售。

　　但在1月22日，五环内烟花爆竹开售首日，有60余网点因预定货没运到，无货可卖。直至燃放期前两日，记者在北京全市烟花爆竹总库———市烟花爆竹公司大兴仓库看到，数名武警赶来“救火”，充当烟花爆竹临时押运人员。除夕15时许，记者在东城区采访时发现，竟有近10个网点卖断了货。

　　“整个限放期，真正赚钱的日子只有除夕、初一这两天，可却没货卖”，昨日，记者回访东城断货网点时，一位业主一边清理窝在手里的库存，一边说，配送不到位，一方面是人手不够，更重要的是，网点的确定时间太晚，配送打不开时间差。

　　■建议

　　建议1

　　由“普遍放”改成“集中放”

　　市人大代表沈梦培认为，禁改限执法成本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燃放地点分散，除了八类禁放区，几乎覆盖了五环内所有地区。“这就要求每个禁放点、每片燃放区都要有人看管，执法成本肯定上升”。

　　沈梦培说，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做了一个调查，60多户居民燃放者只有一人，“有燃放需求的人并不是很多。北京不少高档居住区，物业争得业户同意后，都自行将小区划定为禁放区。这就说明，‘普遍放’改成‘集中放’操作性很高，每个区划出数个指定燃放地点，既能降低燃放成本，又能保障燃放安全”。

　　建议2

　　打破烟花爆竹专营制

　　昨日，在海淀区永丰派出所附近回收现场，四五位排队等待回收的业主提出，降低烟花爆竹价格、挤走违禁品种的最佳方法为“打破烟花爆竹专营制”。

　　一位王姓业主表示，政府指定惟一烟花爆竹供应单位，以保证烟花爆竹的供应品种、价位、质量，这一管理思路可以理解。但事实证明，一家单位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全市数千个网点的供货需求。“就像移动和联通一样，有竞争才能提升服务，才能降低价格，老百姓才能受益”。

　　一位张姓业主算了一笔账，认为价位偏高情非得已，“我取得销售资格盖了8个章，人员培训花了几百元钱，再加上买灭火器等开支，成本不小。这些费用肯定都得从鞭炮销售上赚回来”。他认为，如果引入了竞争机制，“网点经营成本也会下来”。

　　建议3

　　部门之间需进一步默契

　　昨日，在永丰派出所附近回收现场，一位李姓业主表示，首次烟花爆竹销售经历证明，市烟花办各执法部门之间“默契度”需要加强。

　　“报纸上说12月中旬，网点销售资格就能最终确定。可等到12月末，还没音。问安监局，说必须保证网点质量。终于拿到了销售资格，可又日夜苦等送货，差点因为没货不能按时开张。送货的说，因为网点批晚了，货送不过来。”他说，从申请资格，到等待送货，安监、配送部门都没有错误，一个以质量为重，一个忙得跑不过来，可造成的结果却是，不少网点没货不能开张，“这就说明，合作环节出了问题”。

　　建议4

　　限放范围应扩至六环

　　“五环与六环之间，有几十个大规模居住区，近百万居民，禁改限应该兼顾这些人的生活质量”，禁改限听证人王崇礼表示，他本人就住在五环与六环之间，昨日凌晨，一阵鞭炮炸响将他从睡梦中吵醒，“如果像春节期间一直放，也就适应了。可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突然炸响，这个滋味很不好受”。他认为，五环六环之间居住区居民都为工薪阶层，禁改限应该顾及到这部分人对“宁静夜”的需求。

　　统筹记者 王姝 张剑锋 统筹编辑 颜珍 本报记者 王姝 张汉宇 张伟峰 钟亿军 王佳琳 郭安 通讯员 陆君喜 王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