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本次调查中，由已经确定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对自己的起薪进行了估计。统计结果显示，和2003年相比，2005年的高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高出前者37元。(见《中国青年报》2月13日。)

　　37元能否担当公众教育期待之重？

　　2005年的高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比2003年高出37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笔者以为，根据公众对教育投资的热情和对教育预期的希冀，可以管窥“37元”对个体、公众乃至社会的影响。关注点有三：第一，“37元”是否与学费上涨幅度相适应？第二，“37元”是否满足了公众的教育预期？第三，“37元”能否进一步激发公众对教育投资的热情？众所周知，由于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按“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以及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原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幅度是渐进式增长的。我们知道，当收费制度能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求时，大多数的人是愿意通过付费来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的，但学费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有价格定位的，当收费超过了人们的经济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影响到部分家庭的个人教育投资热情，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我国各大学所收取的学费平均为4000元/年左右，加上学生每月300元左右的基本生活费，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费用超过3万元，更何况收费高于4000元的大学和专业也不少。据统计，2004年1至8月，居民家庭支付给学校、幼儿园的各种学杂费、教材及其他教育等费用，人均为453.44元，同比大幅增长了49.3%。也就是说，不考虑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费用和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等因素，农村居民自己不吃不喝也要3人的年收入才够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因此，笔者以为，“37元”与学费上涨幅度不相适应，而就业难的加剧导致教育投资无法满足公众的教育预期。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出发，个人是否愿意为教育付费，以及付费多少，取决于个人对教育收益与教育成本的比较，以及个人其他投资的收益率，只有当教育的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并且个人的教育收益率足够高时，人们才会把资金投入教育，否则就会把资金投到其他领域。而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不完备的教育投资环境很难使教育投资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些体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也给普通家庭带来更多的不利。并且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相比，现在教育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都增加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家庭教育投资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任何无视其存在或对其认识不足的家庭教育投资选择都将受到风险规律的惩罚。正因为如此，“37元”也无法刺激公众进一步投资教育的热情。更何况，本次调查还显示，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有较为明显的下降，比2003年减少20.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应该正视“37元”背后的教育投资和教育预期问题，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教育投资和教育预期的良性循环，否则就可能导致教育负担压垮了教育预期。朱四倍

　　“低薪时代”：一个寓言或者一个咒语？

　　“低薪时代”已经事实地风起云涌。之前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的月薪在1580元左右，较之2004年下降16%。有专家预测，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将比2005年降低22%左右。南希·佩里论说工资薪酬时有句名言：改变公司的工资制度是在冒一个大风险，然而不改变它则是在冒一个更大的风险。当全中国的企业普遍以低廉的人才价格购买数倍于世界人才培养价值体制下养育的大学生时，这个“冒险”比资本的投机更快乐，但就宏观经济而言，这个“冒险”比就业率和经济增速更危险。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公务员薪酬水涨船高，然而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产业链上的市场身价却连年贬值，这个悖论难道真是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所谓“低薪即经济理性”的物语？“低薪时代”，这个在全中国劳动者还未曾享用过“高薪时代”大餐的前提下就飞速到来的名词，是怎样的一个寓言或者一个咒语？一个就业结构和就业理性暧昧登场下的寓言。有人说，在“低薪时代”，还是会有人薪情如股市绩优股般一路飘红，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是：整个就业领域薪资低廉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结构性事实了，大公司非“精英”不取、小企业貌似“亲和”也各有讲究，于是低薪成了最爽快的杀手锏：企业将大学生视作廉价劳动力，利用阶段性供需不平衡的时间差去人为压价，这则寓言的结果就是：人力资源的极端浪费很可能使大学教育苦心经营起来的局面面临崩盘的危险。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不能幻想它用薪水去担负社会责任，于是政府部门对大学生薪酬价格上的监管成了最后的防线。人才需要市场化，但宏观调控的有形手决不能成“袖手”。某种程度上，大学毕业生身价贬值也是迷恋城市的惯性就业观造成的。在缺乏就业理性的时候，城市就业日益相对过剩，招工企业自然也乐得压价。一个利润“水涨”薪酬却不“船高”的翻版咒语。“平均月收入比2年前多37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只要看看效益增幅和物价指数的参考系就明白了。如何对待就业者工资的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道义和经济逻辑的问题，它也事关社会和谐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低薪时代”使得教育投资找不到回报的平衡点，现在一个家庭投入15万元左右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却低薪或超低薪就业着，民众必然会对教育的价值产生质疑，归根到底，自主创新能力怕是很难有全民的“物质保底”了。当我们为农民工拟订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保障大学生应有的工资权益也应该不能留白。没有“高薪时代”打底的所谓“低薪时代”，怕只是一个值得反省的寓言或者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咒语。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