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

　　4年前，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大同镇高楼村的村道上发生了一起惨案，6岁小男孩吴琦琦死在一辆拖拉机的车轮下。4年来，虽然吴琦琦的父母一直对此案进行追问，但此案一直处于悬空状态。他们的孩子死在村旁，却因为城里那些机关部门的相互推诿，至今还不清楚该由谁来管管这个案子。（2月14日《法制日报》）

　　一起并不复杂的交通肇事命案，按说，无论从事故责任的认定，还是到最后责任的确认，以及最终的判决，都不会拖到四年以上，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这不禁令人大惑不解。

　　何以会如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地方红头文件互相“打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导致这起交通肇事命案拖了四年，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负责。互相制约中的红头文件，以另一种形式向我们解释了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著名剧本《等待戈多》的中国版。

　　显然，对于悲伤之中的吴琦琦父母来说，互相推诿又相互掣肘的诸多红头文件，就是他们折腾了四年却一直等不来的“戈多”。在部门文件、部门利益、部门权力的互相争斗与敷衍中，吴家白白耗去了四年的时间，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看似各个部门都在“作为”，但最终的结局却证明，恰恰是这诸多部门之间的“作为”的影响，导致了相关部门最终的不作为。

　　如此一个无言的结局，显然具有了贝克特式的荒诞色彩。

　　我们注意到，在这起交通肇事命案的解决过程中，当地的公安部门、法院、农机部门、检察院、交警似乎都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若细加追究，又似乎都没有责任。因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尚方宝剑———红头文件作为庇护。只是，不知有关部门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互相“打架”互相纠葛的部门文件里，有谁考虑到百姓的根本利益？

　　吴琦琦的父母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离开这个混沌不已的伤心地，也许是他们意识到，那些来自方方面面的红头文件，看似制定了种类繁多的条条框框，但面对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命案，却又是如此的无力。他们只能接受荒诞的现实，并采取躲避的方式离开这个伤心地。

　　这个案子，也许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是否有人该问问这样的问题，谁来解开那些互相缠绕在一起的红头文件之结？难道为了各自的部门利益与所谓的正确性，有关部门就可以置这起交通肇事案于不顾吗？如果林林总总的红头文件除了“打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还要它何用？我们期待着有关方面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