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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考古与动物考古开拓者讲述考古学新领域的故事 “我想写一本书，叫做《与人同行》，用动物考古学的材料，从狩猎开始，讲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袁靖
1952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93年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研究生院自然科学研究科，获学术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主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著作有《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等。
发现背后
动物考古与环境考古
动物考古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比如，在西安发现了很多竹鼠，有竹鼠就有竹林，这说明那时的气候与现在不一样。但是动物考古研究环境的指标比较粗，只有依据对环境敏感的动物才能对环境做出推测。
此外，动物考古还探讨人和动物的各种关系，包括狩猎、祭祀、家养，以及把它作为食物、战争工具和宠物来利用的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来看当时的生产力、意识形态、社会层次。像商周时期的不少墓葬就是随葬牛、羊、猪的一条前腿，要么都是左边的腿，要么都是右边的腿，这是祭祀时礼的概念的体现。
环境考古的概念比动物考古要大，它包括了动物考古中涉及研究古代环境的内容。环境研究主要是研究遗址当时的气候、地貌情况、人和自然的相处，包括人是怎么适应当时的环境生存的，在生存的过程中怎么影响当时的环境，甚至破坏这个环境的。因此，环境考古不仅要研究动物、植物，还包括地球科学的多个方面。
留学日本导师给了三条路
1978年，我进西北大学学习原始社会考古时，老师对原始社会居民生存活动和社会行为讲述得比较笼统。这实在是因为那时的资料及研究方法所限，原始社会没有文字，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古文献中有关原始社会的描述又难以成为信史。
当时的考古学还处在一个搭建时空框架的阶段。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个区系类型，我们就是带着这种知识结构毕业的，也是带着这种知识结构从事考古的。相信那时的我和很多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者一样，是带着遗憾、困惑、探索的心情在从事研究。
人生关键性的一步总是难以预料的。1989年，我有幸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在加藤晋平教授门下学习了4年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由此改变了我的整个研究方向。
加藤教授是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记得我到千叶后，加藤教授和我的第一次谈话，就问我到日本来学什么这个问题。教授提出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继续学习中国考古学，因为我的硕士学的就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博士可以继续做。不过他这方面的知识不多，没有办法辅导我，但是可以给我创造学习的环境。第二条路是跟他学习日本绳纹时代考古学，只要我努力学习，他可以保证我完成博士学业，因为他是日本绳纹时代的考古大家，已经培养了多名博士。但是将来我回国了，他不敢保证这方面的研究是否会受到资料的限制。第三条路是学习一门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现代考古学方法，将来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实践中发挥作用。他个人建议我走第三条路，并主动推荐学习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他认为这是国际考古学界十分重视的学科，将来学好以后回国，可以用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有关自然环境和动物骨骼的资料进行研究。
当时，环境考古在国内只是有人在倡导，并没有系统的研究，从事动物考古的研究者人数更是少得可怜，与国际上的同类研究相比，不但在研究方法上有需要完善之处，在研究内容上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
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日本的贝丘遗址。地球一万年前很冷，以后开始变暖，海水开始上涨，在海边生活的日本人捕鱼捞贝作为食物，贝壳大量堆积以后，就形成了大量的贝丘遗址。贝丘遗址在日本已经有了成熟的研究方法，我用这种方法做了日本霞湖地区古代人和环境、人和动物的研究，这个研究以前在日本还没有人做过。
研究贝丘遗址初试锋芒
1993年回国以后，我做的第一个遗址是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洼，距今有8000年。当时，这个遗址正在发掘。我到工地以后，他们正好挖出来了几座房子，在两座房子里边，放了成组的兽头。我认出这些兽头中一类是猪头，另一类是马鹿的头。这时我很兴奋，有一种由衷的喜悦，因为我能认出它们，自己在日本学到的动物考古学知识有用武之地。我知道怎么处理它，测量它，怎么记录它，从它里面获取什么信息。
我申请的第一个社会科学基金就是用这种方法对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进行研究。胶东半岛的地形与日本很相似，三面靠海，沿岸有很多贝丘遗址。由于贝壳的种类和日本的都差不多，我做起来得心应手。我们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的空白，研究报告《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也是国内第一本环境考古的著作。
在内陆地区，因为贝丘遗址很少，我们又做了很多动物考古。通过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骸分析当时有哪些动物种类，哪些动物多，哪些动物少，西北和内陆、沿海等地区有什么差别，8000年前是什么样，6000年前又是什么样。
这样，就会涉及家畜起源问题———它原来是野生的，后来怎么变家畜了。植物学考古讲五谷丰登，我讲六畜兴旺。这六种家畜是同时产生的，还是慢慢出现的。比如，我们现在讲家猪，我们说它是8000年前出现的，牛羊畜养的历史只有四五千年，马就更晚了。它们作为家畜出现的年代不一样，我们就要探讨不一样的原因。
北方人养猪时南方人还在捕鱼打猎
在动物考古方面，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被动发展论”。我发现，养猪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发展就不一样。在黄河流域，8000年以前就开始了，时间越往后，考古遗址发现猪的骨骼就越多。
在发现的所有动物骨骼中，猪的骨骼往往占了80%.这说明这里的人养猪以后不断开发，把它作为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在长江流域，我们也发现8000年前开始养猪，并确定它是家猪。但是，它的数量始终不多，只占动物骨骼的10%-20%，很多年来没什么变化。
我在中国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周礼·职方氏》中查到，当时把天下分为九州，其中“东南曰扬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除了这两个位于长江流域的州以外，剩下的七个州都是位于北方地区的，里面提到的都是其谷宜麦或宜粟等等，而其兽有的宜牛羊，有的宜猪狗……就是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经济形态到《周礼》成书的时候还分得很清楚，其农作物已经分别是水稻、小麦和小米等等，但是动物种类却可以明显地分为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两大类。长江流域的鱼多，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很多鹿科动物的骨骸，这说明这个地区的人能够很简单地获取肉食，可能就不需要去养猪。
这给我一个启发，即养猪需要喂食，需要饲养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费时费力。
如果古人吃肉可以通过打鱼、狩猎很轻易得到，他们就不会养猪。因此，古代人类对饲养家猪的开发是一个被动发展的过程。
这些内容归结到一起是可以讲故事的，我想写一本书，叫做《与人同行》，用动物考古学的材料，从狩猎开始，讲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文化是一个很伟大的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这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靠自身的底蕴，还要吸收外来文化。包括我们探讨的马和羊，很可能不是中国人最早驯养的，中间有文化交流的过程。
研究兵马俑的马遇到性别难题
我还对秦始皇兵马俑的马进行了研究。发掘人员在那里发现一个坑，里面有动物骨骼，他们就通知我去。我去了以后，提出一个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出来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观点错了，就把它推翻了。开始测量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马都带犬齿。按照动物解剖学的原理，公马是带犬齿的，母马基本不带。
我觉得很奇怪，就去看秦始皇兵马俑的马，看它是公马还是母马。日本有个学者专门研究马，他请教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者袁仲一，袁告诉他，兵马俑的马都是阉割过的。
这与我测量时的发现不一样。我先到展室蹲下来看，参观的人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也都跟着蹲下来看。我发现，兵马俑有两种马，一种是拉车的，马背上光溜溜的，没有马鞍，一种是骑的，有马鞍的马。骑的马都是没有阉割过的，拉车的马都是阉割过的，这个区别很明显。这无法解释我发现的马，因为我看到的马骨后面有马车的痕迹。离开这里以后，我又做了商、周、春秋、战国等其他几个地方的遗址。发现那里的马都有犬齿。湖北有个九连墩楚墓，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里面的马也有犬齿。我就得出结论，马从殷商开始，到秦以前，拉车的都是公马，到秦以后开始阉割。
2004年我到了草原，一群人骑马，我就问当地人，马阉割了没有，他说阉割了。我说那就不对了，阉割的马怎么有犬齿？他告诉我，马长大到五六岁以后才阉割，小时候阉割它长不大。这与教科书相吻合，马长大以后阉割变化就不大了。所以，我在秦始皇兵马俑看到的马很可能是长大后才阉割的。于是，我纠正了以前的结论。
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以外，从1995年起我担任了社科院考古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主任。今天的考古科技中心具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树轮分析、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考古照相等12个部门，其中很多部门属于新的研究领域。
口述：袁靖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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