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14年。寻找“慰安妇”，尽管做了长期调查的思想准备，但艰难程度还是使我几次望而却步。我们曾得知上海有一个“慰安妇”尚在人间，但想了很多方法，老太太就是不承认。后来得知她有个幸福家庭，我特意把她请到公安局，就是为了避开她的家人、邻里。直到最后，她才悄悄地对我说，“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就让它烂在我的肚子里吧。”

　　我们很理解她的心情，做过“慰安妇”的女子要么终生不嫁，要么嫁人后受到丈夫的毒打、子孙的欺凌。老太太不愿公开，很大原因是子女不支持。我的调查经验是：有亲生儿女的阻力大，是养子养女的好一些。我聘请的调查员曾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

　　我独自调查了两三年后，已感力不从心。遍及20来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靠我一人挖掘，纵使把命搭上，又能采访几人？1996年，我的妻子陈丽菲介入了我的工作。她知道，女人调查女人的事，似乎方便些。1999年3月成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之后，我在各地聘请了60位调查员，但广西、湖南、河南、辽宁、内蒙古仍是空白。而头等重要的工作是，消除“慰安妇”的耻辱感，次之才是如被抓时间、受害细节、出逃抓回经历、婚姻和生活状况等。方法是把口述实录和查阅县志、日伪占领时期档案、文史资料结合考证，最好有女同志陪同。我对调查员的要求是“孤证不立，旁证证之”—— 尽可能对受害者进行录音、录像。她们的证言因为涉及到性侵害，所以想晚一些时间把它公布出来。

　　我们对中国“慰安妇”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3年，调查了20来个省、市、自治区。目前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100多人，没开口的应该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但是随着岁月的过去，现在我们找到的幸存者当中，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人世。现在仍然健在并且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只有48名原“慰安妇”。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感觉时间很紧迫。试想，这些受害者早年身体受过创伤，晚年境遇不妙，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可活多久？主证和旁证每时每刻都在消亡。史留留，我采访了多次的历史证人，当我再一次去他家取证时，史家堂屋里挂的是他的遗像。“慰安妇”幸存者更如风前烛，我在与她们告别时，便已做好不能再见的准备。10多年间，我经历了几十位老人被电话告知“走了”的消息，留给我的只有悲伤遗憾。

　　刚开始时，“慰安妇”问题是我学术上的研究对象——一个课题而已。但这个伤痕被揭开以后，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我希望国家对这些饱受磨难的老人，应该有制度性的保护与帮助。首先，应该马上确认受害者，然后给予受害者一个制度上的援助，来改善她们的生活。不仅是一般生活费，我想最低生活费应该保证她们；其次，还有医药健康上的援助；也可以资助她们去打官司，去争取她们应得的权益。此外，应该有一个国家性重大调查项目，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批人证，随着时间流逝，正在快速消失；而且，她们不仅仅是人证，她们首先是人，是我们民族的一分子，是我们的前辈。

　　作为正在消失的“活历史”，她们的境遇理应引起13亿国人的关注

　　慰安妇正消失在历史中

　　岁末年初，不断地接到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电话和来信，有武汉的、孝感的、海南的、山西的，还有黑龙江的，这使我们的心头格外沉重。

　　手头的这封信，是一位受害者的儿子写的。他在信的上端写了三个大字“心内话”，信里写道：“想起我母受日本军官所迫害的事情，想起我母所受的一切迫害，我们作为儿子的泪水流如大海……”“解放后我母已成为大姑娘，嫁给了年迈的父亲，而父亲又过早地去世，留下长年生病的母亲和姐弟6人，我们相依为命，为了生计，我兄弟姐妹各奔生路，可是我们命运不好，不管如何做，都解决不了家庭的困景(境)，就连母亲居住的房子还属原始的小室。我们儿子实在对不起母爱啊…… 天下为人父母心，本来我母不为人知的耻事，只要不为人知，我们艰(甘)愿吃苦，安好老人家晚年，而今搞得人人该(皆) 知，次(试)问：我们如何做人？今后我们的子女如何取(娶)嫁？而今母亲又常生病，真是雪上加霜，有苦难言啊！”

　　在14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慰安所之多，受害者之众，远远超出研究者的预想。目前仅上海可以确认的慰安所就有156个。有的日军慰安所为了惩戒受害者，竟将“慰安妇”杀了让其他受害者吃人肉。这些受害者大部分在战争时期死去或下落不明，我们调查后能确认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她们担负着沉重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正在迅速地消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