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05年9项政府工作任务没完成，日前，安徽某市市长在该市人代会上“向全市人民和全体代表表示深深的歉意”，这番话令在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深受感动（据2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细心的人可以注意到，类似安徽这位市长的官员道歉现在越来越多，甚至在贵阳、重庆等地，“一把手”失职必须向社会公开道歉已写入政府的工作制度。

　　官员学会道歉，勇于道歉，这无疑预示着“有权必有责，掌权者敢于担责”的官员责任伦理开始形成，“责任政府”的建设正落在实处，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坚实地向前迈进。

　　官员道歉正常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社会公众应以何种心态面对这一现象。我们看到，对于安徽某市市长的这次道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深受感动”，类似的感动曾出现在其他不少官员道歉的场合，许多时候，公众和媒体舆论对官员道歉往往大加赞誉，以此对官员品格、境界大加褒扬的也不少见。这种将官员道歉无限拔高，动辄“感动”、“兴奋”的心态是需要扭正的。

　　温家宝总理说过，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对人民负责。对于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来说，官员对人民负责，对政府的某些失职勇于承担责任，向公众说明情况，请求谅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对于官员道歉，不应也没必要轻易感动。真诚的官员道歉，其实也并非要公众的感动。如果真是那样，显然低估了道歉官员的初衷。

　　那么，公众到底应以何种心态面对官员道歉呢？

　　理性而明智的做法是不一概而论，而是根据官员道歉的不同情况表达情感，这里我们不妨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对于真诚向公众道歉的官员，应有保留地肯定。何谓真诚？大多数人也许会从直观上去判断，但真诚其实也有一些可量化的标准。例如，如果是真诚的道歉，那必须正式而庄重，通过电视讲话、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当面向受害者进行道歉，如果只是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进行道歉，这种道歉的真诚度是要打折扣的。对于真诚的道歉，公众可以接受，但是否能够谅解，只有官员作出下一步行动，弥补自己的过错，公众才可能恢复对官员的信任。

　　其二，对于敷衍的道歉，应不予接受。现实中，人们往往发现一些官员的道歉有点不情愿，敷衍公众，如政府失职事件发生，媒体铺天盖地进行报道时，政府主管官员却丝毫没有任何动静，而一旦上级政府介入，该官员才做出姿态，向公众道歉，如此的态度，显然是在敷衍公众。再如，一些官员道歉往往寥寥几语，不痛不痒，甚至还在道歉时推卸责任，这显然也是一种敷衍。

　　其三，有些事情道歉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一些因政府失职造成的重大安全或人身伤亡事故、社会危机事件，国家和社会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这种情况下，官员道歉即使再真诚、再及时、弥补措施再完善，也不能因此免责并获得谅解。

　　以上三点可以归结于一句话，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应受人民监督，作为监督者，人民不应让那些犯错误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轻易过关，失职官员应当道歉，但是否接受道歉并给予谅解，这需要人民视具体情况而作出判断。

　　国华（北京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