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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北京人气儿特火的一件事，是大学毕业生报名下乡——去当村支书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为什么特别火呢？因为条件优厚:一旦被聘用将按公务员待遇，平均工资每月能拿到2500到3000元，还可能解决北京市户口，优先录用为公务员，或给予考研加分的优惠……

　　这件事至少说明，政府要想达到一个目的，手里要有着比较充分的资源来驱动。而要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则要困难得多。对此政策，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于农村来说，由青年知识者短周期服务的“接力”，是否可以代替一个人“扎根”的效果？利益驱动的手段，能否达到精神追求所达不到的目的？

　　当然，这样一个政策设计能否见成效，也还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报名者献身农村的理想热情，而是他们忠于契约和雇主的职业伦理。那么雇主是谁呢？虽然他们当的是“村官”的助理，但雇主现在还真不在村里。我把这项政策看作是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转移”给落后地区的农民。钱落在大学毕业生的口袋，但是智力要从头脑里流出来，留到村里。这样一项转移支付才算是成功实现了。否则，大学生自己就成了转移支付的对象，纳税人的税金就违背了政府的初衷，流错了方向。纳税人就要批评政府的这项政策是失败的。所以，他们不必长久地留下来，只要在合同期内，认认真真地尽一分智力，纳税人的钱就没白花。

　　从政府拿钱，给村民办事，大学毕业生“村官助理”的角色，的确比较特殊一些。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在法律上，政府没有派员的道理。这笔钱本来应该，并且早晚要由村民自己来出的，如果他们对智力的需求特别强烈，并且拿得出这笔钱的话。但是，村民毕竟与政府不同，即使一个村子足够富，他们也拿不出户口、优先录用为公务员和考研加分等这些金钱之外的资源。现在这个事要办成，还得政府来办。但他们终究是村民的雇员，只是现在由政府“代为付酬”。

　　总之，这是一次由纳税人掏钱支付的较大模式的社会实验，有可以看得到的收益，也有想得到的风险。其风险之一，不在大学毕业生有没有献身热情，而在大学毕业生有没有职业伦理。而乐观地说呢，它可能建立一种城乡之间智力流动的稳定机制，拓宽了“就业市场”的概念，“到村里去上班”未来不是不可能的。而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改造农村的理想，也可能通过这样的“就业市场”模式得到实现。

　　(作者马少华，原刊于《北京青年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