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酝酿已久的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推选工作原定于本月底揭晓，但来自新闻办的消息称，名单的公布尚未确定时间表。按设想，该院30多个研究所将分别推选1至4名候选人，分属新组建的人文、经济、法学社会学等五个学部。有学者认为，“学部委员”应是中国社科界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仅在社科院内部推选显然不合适。

　　地铁建国门站，西北口。

　　2月15日，北京天气阴冷。路旁的一排槐树尚未抽芽，树后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在的那栋棕灰色大楼宁静而朴实。

　　持续两个月来，在这里进行的一场低调推选活动正引起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的强烈反响和关注。而推选结果原定于本月底揭晓。

　　去年12月6日，社科院召开辖下局领导会议。会议主持人、该院常务副院长冷溶称，“要有效整合研究力量与学术资源，强化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究的组织协调机制，推出一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贯中西、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和学科带头人。”

　　酝酿已久的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推选工作由此开始。评选在中国社科院内部进行，根据设想，该院30多个研究所按照各自研究人员数量，分别推选1至4名候选人。最后当选的学部委员将分属新组建的人文、经济、法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五个学部。有媒体将此称为“准社科院士制”。

　　1月18日，冷溶在社科院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宣布，“民主推荐程序已经完成，准备在春节后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人民日报》随后也发表报道称，推选的最终结果将在2月揭晓。

　　但社科院新闻办负责人张大伟2月9日告诉《新京报》，学部委员名单公布时间并未最后确定。与此同时，有关中国社科“院士制”的争论业已展开。

　　新组建五个学部

　　此番推选工作同时在30多个研究所内进行，每所分别推选1至4名候选人。最后当选的学部委员将分属新组建的人文、经济、法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五个学部

　　“所里的推选是从去年12月12日开始的。”2月15日上午，王秀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是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此前12月2日，社科院向各单位颁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草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推选办法》。随后，社科院派人到各研究所动员，拉开学部委员评选的序幕。

　　王秀奎介绍，在职人员推选的候选人有望成为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而退休研究员中的提名者则可能被选为荣誉学部委员。

　　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一位参与推选的研究员介绍，推选过程耗时并不长，程序也相对简单。推举采取了匿名的投票形式，所内副研究员以上(含副研究员)的人员和党委委员均拥有投票权。他们每人在选票上写下三名候选人即可。

　　据上述《章程(草案)》和《推选办法》，学部委员应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出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学术水平为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在职正高职专家”。除此再无相关量化标准。

　　《章程(草案)》称，学部委员是该院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学部委员大会是社科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每两年举行一次，由学部主席团主持。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领导机构是学部主席团。学部委员今后将每两年增选一次，增选工作由学部主席团组织进行。

　　王秀奎介绍，社科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推选首批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的工作联络组。

　　据社科院网站资料，该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下辖二、三级学科近300个，其中重点学科120个。全院总人数4200多人，科研业务人员3200多人。

　　此番推选工作同时在30多个研究所内进行，每所分别推选1至4名候选人。最后当选的学部委员将分属新组建的人文、经济、法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五个学部。

　　按《推选办法》，推选工作在12月底以前结束。随后，学部委员的遴选将由社科院“学部委员评选委员会”进行，并确定最后的名单。

　　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介绍，该院行政系统主导了整个推选过程，由行政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在场监督，投票后并未现场清点选票，而是由工作组成员汇集带走。

　　“推选工作在所内就开展一次，目前还没有收到相关反馈。”王秀奎说，当时投票产生的提名人选以及各自获得的票数，该所并不知情，社科院也未传达该所的学部委员名额。

　　备选范围之争

　　该院多名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部委员评选委员会”负责对学部委员进行遴选，但该机构的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此前并未对外公布，他们也无合适渠道了解

　　“太快了！”2月10日，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告诉《新京报》，“从宣布，到投票，到评审，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么一个学术上重要的事情，不应该这么快的。”

　　徐友渔对此次评选活动的整体评价是“不透明”。而该院多名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部委员评选委员会”负责对学部委员进行遴选，但该机构的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此前并未对外公布，他们也无合适渠道了解。

　　1月18日，社科院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冷溶称，“学部委员的民主推荐程序已经完成，准备在春节后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依此推算，从进行推选动员，到布置工作、各所举行民意测验，再到此次会议，时间约一个半月。

　　此后的2月9日，社科院新闻办负责人张大伟告诉《新京报》，学部委员名单公布时间并未最后确定。记者接触到的研究所均称，自上次投票之后，所内便没有其他动作，社科院方面也没有相关反馈。

　　徐友渔研究员认为，此次社科院推选活动不是院士评选，仅限于社科院内部，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化。“它称为‘学部委员’，这不是一个新的提法，有历史渊源。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部委员，是全国性的。按约定俗成和大家的共识，学部委员无论如何都会和文科的院士联系在一起。”

　　在其看来，中国社科院此制度的建立“是必然的、或早或晚的事”。但他同时认为，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总体水平不够，怕在国际上贻笑大方；二是标准难于掌握，权力容易介入。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箭也表示，“学部委员”称号是属于全国社科界共同的历史资源，应是中国社科界最高学术荣誉称号，仅在社科院内部推选显然不合适。

　　“如果要评的话，应该在全国的社科界人士中评选，把全国最拔尖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评选出来。”张箭说。

　　学者谢泳在对我国的院士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后认为，“在评选已成基本事实后，能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建立，而是评选的程序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亦认为，评选程序应具有公开性，并避免权力的介入。

　　也有不少学者表示对此次评选的支持。一种声音认为，首批学部委员产生后，既是对个人学术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年轻一辈提出一个发展的方向。而社科院此举之推行，无疑有利于研究力量与学术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并形成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究的组织协调机制。

　　“应相信社科院会选出最合适的人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告诉《新京报》，“因为他们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任，对全国学术界负责任。如果不适合的人选上了，社科院的权威性就会受到伤害。”

　　此次公布的《章程》，并未透露获选学部委员将获得的待遇。而按两院院士制，不仅可以获得中央财政的额外津贴，还可以将在科研经费上得到优先安排。

　　社科院设立院士制度让学者们呼吁了多年。一种观点认为，社科院由于面临着研究经费的紧张才力推此计。

　　学界公认的事实是，作为国务院旗下的一个事业单位，社科院既无法获得像职能部委的行政权力，也无法获得知名高校的专项财政拨款。

　　“不像许多大学，这里既没有‘终身教授’席位，也没有‘长江学者’、‘紫江学者’之类的高薪职位。”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指出，社科院的经济和其他待遇条件与大学相比差距太大，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社科院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由院本级和43个二级预算单位(含2个代管单位)的预算组成。

　　2004年11月至2005年2月，审计署对社科院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

　　当年所属38个二级预算单位代编代报预算草案，涉及金额2.47亿元。另有32个所属单位违规开设43个银行账户。

　　2004年，社科院40个二级预算单位违规将2002年以前财政补助结余资金挂往来账，少反映结余资金2294.99万元。

　　资料显示，社科院前身为195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单列为中国社科院，社科界学者由此无缘学部委员增选。如今健在的学部委员仅余骆耕漠、于光远、季羡林数人。

　　1990年，国务院在批准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的文件中曾明确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关问题，将另行组织调查研究，听取意见，提出办法。”四年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事实上，中国社科院对地位的提升表现出重望。早在2003年初，该院年度工作会议上，副院长李慎明就谈到，“2002年在研讨人才工程时，我们曾提出……恢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实行与自然科学院士大体相同待遇的做法等……关键问题是所需经费从哪里出？”

　　今年1月18日，社科院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常务副院长冷溶称，“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中国社科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此次重启社科院学术委员制，并非一时决定，而是进行了近两年的准备工作。一个契机是，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其中提到，要“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

　　随后，社科院开始着手相关报告的准备。

　　2004年3月1日，该院党组会上，陈奎元院长提出，要研究社科院发展思路，提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具体意见，向中央汇报。会议决定，由副院长江蓝生同志牵头起草相关报告，这一决定经请示得到中央批准。

　　起草工作即展开。初稿产生后，社科院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研究所领导、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各方面人员召开座谈会，听取了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

　　据社科院网站资料，2004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做出指示，要求由中宣部主持召开协调会，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研究该院报告，商讨如何解决该院的困难。

　　次年2月5日，李长春亲自前往社科院调查研究。3月31日，上述报告最后定稿。5月19日上午，中央领导听取了该报告并进行了回复。

　　报告提到，要重点资助三类，一共70个二三级学科。此外，在学科体系创新方面，“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就是在学科片的基础上要组建本院学部，进一步整合相关学科力量，强化重大综合性研究的组织协调机制。”

　　此次公布的《章程》，并未透露获选学部委员将获得的待遇。

　　而按两院院士制，不仅可以获得中央财政的额外津贴，还可以将在科研经费上得到优先安排。

　　“但是，解决穷酸问题可以用其他方式，最好不要轻易动用学部委员或院士的名目。”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并不讳言其中的权利之争。

　　社科院士制的过渡？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科学，前者是院士制，后者却没有，这不公平。”

　　开始于去年12月的这次推选，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向院士制度的过渡。《人民日报》去年12月23日的报道亦称，“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社科院也将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一样，拥有自己的院士”。

　　据《章程(草案)》，学部“是院务会议领导下的学术指导、科研组织和协调机构”。学部的职能包括审议该院中长期科研发展规划，对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提出建议；开展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研究，组织协调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加强研究所及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合作；接受国家委托，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学术咨询和智力支持，等等。

　　“社科界评选学部委员以及设立院士制在业界讨论和提议了多年，这次社科院内部推选学部委员，算是迈出了一步。”2月10日，宋林飞接受采访时说。

　　这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自1998年开始便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提案，呼吁在社科界设立院士制。

　　宋林飞谈到，他不是最早提此建议的人。“最早的是费孝通、北京大学前校长吴树青、人民大学前校长黄达等人，他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在内部有过提议。我和他们谈到此事时，他们表示自己早就提过建议了，年轻学者可以继续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何秉孟，也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其表述亦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

　　何秉孟的观点是，“院士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学术制度，目前世界上设立院士制的国家大多把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在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强烈呼吁尽快批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我们认为，目前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如果马上设立院士制度还存在某些困难，可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恢复学部委员制度，为今后过渡到院士制度奠定基础。”

　　2月9日，社科院新闻办负责人张大伟告诉《新京报》，“这仅仅是社科院内部的一次评选，并不涉及外部”，他提到，媒体所称的“向院士制度迈进”的说法值得商榷。

　　不过，宋林飞认为，在社科界设立院士制是大势所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科学，前者是院士制，后者却没有，这不公平。”

　　一个特例是，社科院教授李京文目前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因主攻技术经济与管理而获得申请资格。

　　宋林飞认为，此制度的过渡可分两步走完，第一步应扩大范围，在全国的社科院系统，地方社科院、高校等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方来进行全国性的选拔；第二步就是像“两院”一样，将学部委员转为院士。这个过程也不宜太长，建议三到五年走完。”

　　1月28日，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对外宣布，今年该院将实行全员聘用制，做好研究员分级及科研津贴调整，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这是继津贴制度改革之后，社科院面临的最大规模改革。”社科院研究人员张平(化名)说。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

　　两个月后，中国社科院推出一项关于科研津贴制度的改革，旨在“引进激励机制”拉开专业人员的津贴差距。

　　而按冷溶公布的设想，今年实行全员聘用制是社科院进一步完善用人制度，年内将总结聘用制试点单位的经验，修订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聘用制试行办法》，研究制定符合社科院特点的相关配套政策，尽快将试点经验推开。

　　但张平及他的部分同事认为，“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源自社科院内部的自发改革。”

　　争议中的综合改革

　　按改革设计者的方案，今年全员聘用制推行后，将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分级方案》，结合工资制度改革对科研津贴进行必要的调整

　　“社科院很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机制必须要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劳凯声教授说。

　　身处中国社科院已近10年的张平也坦陈，作为全国专门性的社科研究机构，该院的某些学术成果反而不如一些知名大学。

　　一个背景是，自成立以来，中国社科院专业人员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津贴和课题经费构成。

　　其中基本工资和津贴和职称、工龄及职务挂钩，而课题经费的数额则取决于研究人员申请课题的重要性和数量。由此形成的格局是，不同职称者的津贴差距并不大。

　　2004年3月推行的津贴制度改革方案是，将津贴标准由原来的4档细分为11档，其中最高档的津贴为3.6万元/每年，最低档则为0.36万元/每年，两者相差10倍；硬性规定15%以上的专业人员，将因年度考核不称职或实行聘用制后被解聘而不享受此项津贴。

　　由于争议较大，半个月后，社科院下发了一份“补充意见”：三年一评改为两年，提高助理研究员和实习研究员的津贴数额，15%的硬性指标改为10%.

　　津贴改革出现的种种反对声音，被该院内部人员视为争议下一步改革的“路演”。

　　“正时由于内部争议较大，这次学部委员的推选，从程序上就更不如上次透明了。”张平说。

　　但这并非阻止社科院改革的步伐。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工作计划，在组建学部的同时，该院将建立国情调研机制，实行研究员分级制度，对外学术交流的层次、规模和效益显著提高。

　　具体目标是，未来五年力争每年吸引30名左右学科带头人及学科骨干，并特别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国际学科方面以及若干“绝学”吸引急需人才创造条件。同时，推出100项左右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科学价值的重大科研成果；建设100个左右国内一流、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点学科；争取10个左右的研究所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所。

　　按改革设计者的方案，今年全员聘用制推行后，将制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分级方案》，结合工资制度改革对科研津贴进行必要的调整。

　　需要怎样的社科院？

　　“社科院系统在现有框架下的所进行的改革，应打破官本位和平均主义意识，参考西方先进经验完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就在中共中央的《意见》推出之后，社科系统的改革从中国社科院扩大到各省一级社科院。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系统是照抄前苏联模式的产物，即中央、省两级社科院主要依附于相对应的政府提供的科研项目。

　　今年2月22日，题为《国外社会科学发展政策及管理研究的进展》的论文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网站头条。这篇由黄长著、黄育馥共同署名的论文认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为导向。不仅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拉丁美洲各国和最近10多年来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也是如此。”

　　“社科院系统在现有框架下的所进行的改革，应打破官本位和平均主义意识，参考西方先进经验完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张平说。

　　据其举例，法、德两国存在一些由政府拨款支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规模远比中国社科院小得多。

　　美国并没有类似于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专门研究机构，而是分散于该国各个研究型大学之中。校方与研究员的合作多以短期为主的项目制方式实施。由于各大学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故学术环境及成果相对趋于理想。

　　“这场改革其实并不止于中国社科院，它的举动是在中国大规模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教授说，在中国，目前与中国社科院性质相似的事业单位有130万个，均已无不可回避地面临着转型与重生。

　　2004年3月下旬，就在中国社科院改革推出首轮改革之时，中国政府正探讨对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此举涉及2900万名依赖于政府支付工资的公共服务领域人员。时任发改委副主任李盛霖公开表示，“这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本报记者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