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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张老的书房极为简陋。（资料）
1946年，张中行和家人合影。（资料）
张中行（1909年~2006年）,原名张璇，河北香河人，著名学者、散文大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任教，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张中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八卷，共406万字）。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文/本报驻京记者赵琳琳、刘彦广
90岁高龄的张中行老人站在讲台前，给为数不多的学生们讲述《老北大的故事》，那年是1998年，不到100平方米的场地，没有麦克风，老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讲述，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听清楚。
许多人从《青春之歌》认识了他，一些人认为他就是《青春之歌》里的男主人公余永泽的原形；很多学子从《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那流畅的古文译文中认识了他，因为那精确而流畅的翻译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不仅如此，他的杂文被称作“新世说新语”，他所著的《顺生论》被认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论语》，所有这一切说的都是刚刚辞世的张中行老人。前日，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为“未名四老”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逝世。本报记者采访了张老的学生和家人。
“怎么藏着狐狸尾巴他都能识别”
张中行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向本报记者回忆说，在“未名四老”当中，张先生是走路动作最轻，最迟缓，语言最少的人。张老和季羡林老人很要好，他们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讷而忠厚，不善言谈，但要说的时候一针见血，用一句话就能把事情的本质揭示出来了。“这些老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一语中的，而且看人很准，不管你如何藏头藏尾，怎么乔装打扮，怎么藏着狐狸尾巴，他都能识别。”季羡林老人自比季荷，而张中行老人则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静静盛开飘着淡香的槐花。
衣服上常有饭渍茶渍
王教授回忆说，他和季羡林老人差不多，穿着极为朴素，“我经常在他的衣服上看见饭渍或者是茶叶的痕迹。”
张先生非常节省，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书，虽然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买书却是不遗余力。1998年，他以近90岁的高龄为学生们开讲座，太不简单了，“张先生本人就是一部活的传记，活的字典，活的电影。”
张中行老人一生清贫，在85岁以前他一直居住在北大燕园，直到85岁的时候，才在北京祁家豁子华严里小区分到了一小套简朴的三居室，房间里没有任何装修，摆设也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不过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女儿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很简朴，父亲居住的整栋楼里，只有他这一套房间是没有装修过的，曾经有一个深圳的读者一定要出钱为他装修，却被老人婉言谢绝了，老人说他喜欢自然的状态。
张中行弟子、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回忆张老
“要做事业而不是做是非”
未名湖有4个老人，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和张中行，这4个老人我都有幸专门拜访过，季羡林老人曾经这样评价说张中行：“文如其名，名如其人”。从被“边缘化”的杂学家到学术大家，张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是一个从“边缘化”中走出来，逐渐变成一个杂学家，最后变成一个学术大家的过程。
第一次被“边缘化”，也可以说先生的形象不佳，他原来的形象是余永泽，读过《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成了当时保守、僵化、传统的形象。尽管被认为是余永泽电影形象的原形，张先生却没有正面为自己辩护，他相信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他是要做事业而不是要做是非。
张先生早期的研究偏向辞章之学，但最后他从一个语文家、古典文学家进入更宽阔的思想领域而成为学术大家。看看他写的书就能理解这一过程，《文言津逮》、《作文杂谈》，之后的《禅外说禅》、《顺生论》等，其后还出过一些回忆录和散文集。
由细处入手做学问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很少了，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对待自己的文化却忽略了，而实际上西方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张先生的《顺生论》，讲禅和佛学，是希望世界的和平，这个世界上多一些东方的精神。
现在很多学生动辄就要研究大的东西，而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很善于从细处入手做学问，由小及大。
用中国立场为文化发展做贡献
张先生不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一生献给了东方的事业和中国文化事业。季羡林老先生是东方学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学家，邓广铭先生是中国历史学家，张中行先生是中国古文献或者说古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都是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精神，而今天，“未名四老”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发，就是要用中国身份、中国立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文化发展做贡献，这也是张老未完成的事业。
张中行老人告诉学生们，中国的古文、历代传说是美好的，中国的佛学禅学是有人类精神、具有世界性质的，他让很多学生明白了，这些是有生命力的。然后是中国化输出，眼光的输出，保留自己认为是好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第三是从经济保障输出。
女儿徐然：
40岁才知他是我父亲
本报讯
前夜，对张中行老先生和杨沫女士唯一的女儿、68岁的徐然女士来说，是一个写满了悲伤和遗憾的夜晚，因为记者在拨通了她在美国的电话时，她还不知道张老已过世了。而记者也不忍心一开始就告知她。
“妈妈没了，我挺想他”
提起张老，徐然第一句话就是“张先生是个好人”。记者追问她为什么不叫张中行先生父亲，她说，因为张老和杨女士在自己出生前就分手了，她在外人面前总是叫他“张先生”，在张老面前才叫他“父亲”。徐然说，最后一次和先生见面是1993年，1995年母亲去世之后，就给先生写过一封信，没再见过面。言及此，徐女士禁不住哽咽了：“妈妈没了，我挺想他的。”
徐然告诉记者，自己在1974年才知道张老师是自己的父亲，那时候她已经快40岁了。“妈妈跟我第一次讲起先生，就说先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文革’期间，有人找他调查妈妈，先生没说妈妈一个不字。”1978年，在贵州工作的徐然第一次给北京的父亲写信，张老立刻给徐然回了信：“你叫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你真实情况，以前你妈妈也答应过我有机会我可以见你，其实我是你的父亲。”徐然女士回想起来竟笑了：“真的很温馨。”
“我总对自己说来日方长”
徐然告诉记者，自己的子女，张老一个也没有见过。现在，因为大女儿在美国定居，徐然从2000年开始往返美国。“去年6月中旬和女儿一起回国，我本想过去探望他，让他看看去了美国十几年的外孙女，但因为顾虑他会不会不想见我们，最后就没有去。”说到这里，徐然女士忽然问记者：“你们可以通过《北京青年报》帮我转告老先生，说我想过去看他吗？”
“我和妈妈曾经合出过一本作品集《青蓝缘》，里面妈妈写到自己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提到父亲，并涉及到早年两人的分手。我就没把这本书送给父亲，我也觉得挺内疚的。父亲送给我很多书，包括30年代的他发表文章的杂志，里面有写他们的恋情的。他还送给母亲好多书。”
当徐然女士再次问起记者“能代我问候先生吗”的时候，记者不忍心再隐瞒下去，就告诉了张老先生离开人世已经约20小时，电话那边出现了长达半分钟的沉默，徐女士的声音在电话那边颤抖，她哭着对记者说：“我还是想他的呀……我总对自己说来日方长……你能告诉我他走的时候说了什么吗？”(北青)
杨沫之子老鬼：
“余永泽”不是真实的张先生
本报讯
前日，杨沫之子老鬼谈起了他眼中的张中行。
“我始终没有见过张中行先生的面，基本上不了解他。关于他的零星的印象，还是听我妈妈说的。妈妈曾经跟我说，在‘文革’中，无论造反派怎么逼问他，张先生都没有揭发过我妈妈，这一点让我妈妈非常感动。”
“说到感情方面，我听姐姐（张中行先生是她的生父）说，他们两个人到后来只要在一起就吵架。他和妈妈离婚之后两个人也没有来往。不过张先生是个好人，《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虽然是以张先生为原型，但不是真实的张先生。妈妈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把余永泽典型化了，所以把他灰暗的方面也放大了。”（北青）
好友季羡林：
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本报讯
“未名四老”关系非常亲近，张中行老人搬家了，季羡林老人对弟子说，“从前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见上一面，有的时候停下来聊几句，有的时候打个手势，有的时候四目相对，互相看看点点头，有些时候遇到很大的问题，两人站着或者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可以谈上两个小时，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季老说，“邓广铭先生走了，张中行先生搬了，我很伤心。”王岳川教授说，昨天下午，他前往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大概季老还不知道张老已经辞世，“完全可以猜测，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对如同手足亲人的朋友的去世，季老一定会非常悲哀。”（赵琳琳、刘彦广）
去世未留下遗言
本报讯
据张中行的二女儿张文介绍，去年9月初开始，老人突然食欲不振，家里人在9月8日将他送到医院，在住院的5个月里，老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2月14日老人受凉后导致肺部感染，之后并发急性左心衰，最后医治无效于24日凌晨去世。主治医生说，张老走的时候，非常安详，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张中行遗体告别仪式已定于3月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竹厅举行。(赵琳琳刘彦广)（来源：广州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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