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难度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即使理解了和谐的真谛，却可能因社会的繁杂和惯性而止步；一方面，如果从各个具体部门的改革着手，却发现社会整体的和谐绝非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然而，我们无法退避。历史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承担了这样一个重任——勾勒出符合中国人理想的和谐社会并建设之。

    任何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建成和谐社会，让几千年来饱受贫困等苦难折磨的亿万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从中央领导到地方政府，从立法机关、掌握国计民生的政府官员到普罗大众，目前都在为此殚精竭虑，苦苦思索。朱相远就是其中一位。

    改革关键在于机制

    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朱相远说：“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大体上维持相对均衡利益格局，这样就可以称为和谐了。”他认为，要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改革的关键在于机制。

    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非常黑暗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他们通过不断调整和改革，结果实现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有些国家，如某些北欧国家，将征收来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税款，大量用于二次分配，因此变成了福利社会。当西方国家的劳工组织起来以后，政府又主动用改良的方法缓解社会矛盾，才达到了现在的结果。

    朱相远说：“目前我们要通过建立利益均衡机制，避免进入恶性循环，想办法把工人、农民的利益由执政党来代表纳入体制，要实行公平和正义，最后达到利益上的平衡。当前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正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在本次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做报告期间，响起了27次掌声。朱相远说，总理的报告没有空话，都说实事：小孩念书怎么办、农民怎么办，等等。有的报刊说温家宝是“亲民”总理，朱相远认为“亲民”是肤浅的说法，因为总理是“人民总理”，是扎根在人民当中的。

    同时，朱相远指出，建设和谐社会要真做，不能走过场，也不能急于求成。改革对一些人是痛苦的，牵涉到利益格局的问题，有时要损害某些人一部分的利益。如果不让某些人痛苦，中国广大老百姓就要像拉美人民一样陷入不和谐；与其这样不如让某些人先痛苦一些。但又不能太快，只能让他慢慢微痛。“在中国还得打太极拳、吃中药，慢慢转变过来，大刀阔斧行不通，要微调、慢调，要用逐步改良的方式，像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艺术”。

    关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三大建议

    应《环球》杂志的邀请，朱相远先生为中国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三条建议。

    首先，政府本身不能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朱相远认为，政府与执政党的定位不同，政府应以公共社会责任为中心。但如今，我们的各级政府主抓的是经济，这样对某些官员而言确实很“肥”，有利可图，即使没有黑色收入，也会有些灰色的，至少可以经常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如果真要以公共社会责任为中心，天天访贫问苦，入危房，帮助穷困人口，这不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公仆了吗？但我们就需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公仆。

    不过，政府虽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整个国家的发展不能提“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要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因为只有经济建设上去了，才可能做好社会改革。

    其次，要在再分配的政策上进行调整。朱相远认为，过去的分配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兼顾”实际上就是顾不上；十六大明确，我国的一次分配要侧重于效率，二次分配侧重于公平。但目前，国家在税收方面也存在问题：富人成为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漏洞；同时国家税收成本过高。

    朱相远说：“我们将收上来的钱大量用于投资。作为国家，顶多投资建高速公路、地铁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盖工厂干什么？当然，以税收养活国家机器是正常的，但重点应转移到义务教育、卫生系统，以及低保、社保、养老保险等方面。总之，要以二次分配来适当平衡一次分配的不公平。”

    第三，在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资本劳动者三者的关系。朱相远为《环球》杂志记者详细分析了市场经济中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过程。他表示，在这个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中存在着一个三角关系：上边是政府，下面一边是资本，一边是劳动者。如果把这个关系调整好，这个社会就趋于和谐。

    他认为，目前在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上，政府对资本管得不够，这样政府与资本弄不好就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政府经营城市，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作为资本，跟开发商结合起来经营城市，他们的对立面是被令拆迁的居民、被征地的农民等弱势群体。这样就构成一种利益共同体，而这样的力量非常强大。

    任何资本都是唯利是图的，都会想一切办法影响政府，无论是灰色的“公关”、冠冕堂皇的呼吁，还是通过游说，以得到政府支持。这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政府跟资本的关系要调整，如果政府不能在某些涉及资本和劳动者的问题上主持公道，就没有公道了。”朱相远说。

    对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朱相远认为，目前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很少沟通的。甚至有人认为，二者之间只有在上访时才有沟通。政府与劳动者之间没有主动沟通的方式，政府与老百姓互动不起来，群众利益没有表达的渠道。在这一点上，政府应该形成制度化的机制。

    而在劳动者与资本之间，随着我国非公经济的增加，已经出现新的劳资关系。朱相远指出，通过近来一连串的矿难可以发现，有的地方赔偿一个死难的矿工，比买一匹马还便宜，这种劳资关系非常不正常。我们要建立劳资关系调整机制。朱相远忧虑地表示，“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即使将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升格为正部级，那也难发挥多大作用”。

    人大代表与和谐社会

    两会在北京召开，万众瞩目。和谐社会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更是令全国人民充满期待。那么，代表人民群众商讨国家大事的人大代表是怎样的构成，他们的理念又如何？这也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人的因素。

    刚刚参加了两会的朱相远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目前中国的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是，目前人大代表中有70%以上是政府官员，带“长”字的是人大的强势群体，所以，人大会议有时像三级干部会，因为代表大多数是省、市、县级的领导干部。不过全国人大常委有规定，当常委不能担任政府职务。

    有人提出，政府官员不应该当人大代表，但党委书记可以，人大会上的“长”字最好要少些，免得人大讨论会变成工作汇报会。有一次朱总理就打断了汇报的官员，说“让农民代表多说点”。

    从经济地位看，全国人大代表基本上是中等收入水平，年收入大多约10万元。中国的亿万、千万富翁大概有上百万人，年收入在10万左右的有八九千万。今年参加全国人大会的某位工人代表，听说年收入就达10万元，而农民代表多数是乡镇企业家，更有钱。

    朱相远指出，其实人大代表有钱没钱并不重要，只要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忘本，就不成什么问题。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只要能保持先进性，就能代表多数人民利益。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所在

    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动荡和颠覆告诉我们，不和谐是动荡的根源，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目前，发生在拉美的事实告诉我们，不搞进一步的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目前的样子持续下去将有可能重蹈拉美的覆辙。但朱相远认为，我们要强调，中国与拉美不一样，拉美国家是被动的，而我们是看到问题主动采取改革行动的。这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党的“执政为民”的理念上。任何负责任的党员都不会偏离这个轨道。

    朱相远说，从目前看形势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变，仍在坚持自己的信念。看任何一个党派，都要看重他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努力构建和谐社会，那就会出现动荡。“党只要想做，再大的困难也会被克服，最终一定可以做好。而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方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坐标，这就是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信心所在”。

    更何况，初级阶段也是社会主义，也要遵循这28个字：“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虽然执行起来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大方向不会变。

    目前有那么一些人，想过那种腐朽生活，说到贪污受贿灰色收入这些事，总是说谁不这样？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朱相远分析这种人的心理说，“这是为他们自己谋私利寻找借口和理由，为他们干坏事壮胆。我们决不能受他们的影响，把社会想像成一团漆黑，那样就会造成整个社会丧失信心，反而上了这些人的当。包括媒体，只有建立起自己的信心，才能鼓励人们走向光明。信心源于责任，责任源于信念。”

    关于中国建成和谐社会的时间

    最完美的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这个理想也是对和谐社会概念的阐释。对中国人而言，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朱相远说，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达100年。要达到和谐社会，经济要上去，社会要改善，人与自然要平衡，这些都得慢慢来，循序渐进，想快恐怕会出毛病。

    朱相远认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用10～20年的时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6000美金。有了这样的收入和一段时间的平衡，相对比较和谐的格局就应该形成，基尼系数回到0.4，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改善。

    不过，到了那时，又会有一个新的更和谐的标准。其实，中国目前争取的和谐社会就是富裕的小康社会，就是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朱相远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景充满憧憬和期待：“虽然这是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但只要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我们就应该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前景充满信心。” 来源：《环球》杂志 2005-04-07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