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骨肉团圆寻“良方”

　　“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是‘台独’本质的必然暴露。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两岸相融则利，两岸相离则弊。我将全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奔走呼号。”

　　8月3日，陈水扁以视听电话的形式向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发表致辞。他首次明确宣称，“台湾不是别人的一部分，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别人的一省，台湾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澳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他还第一次叫嚣，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前途，如果有需要，要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叫嚷“大家应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对此，李赣骝断言，陈水扁公然叫嚣“一边一国”，就是铁了心思要搞“台独”。“自7月下旬以来就发表了一系列‘台独’分裂言论，在世人面前自我戳穿了他两年多来所谓‘善意’的伪装，彻底暴露了自己顽固支持‘台独’立场的真面目。”李赣骝严厉批驳陈水扁的“台独”行径，呼吁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要看清其无心谈判而一心对抗、无意缓和而执意分裂的所作所为：“而今，陈水扁撕下伪装，公然把两岸关系歪曲为‘一边一国’，声称通过‘公投立法’实现‘台独’分裂，这些言论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如出一辙，势必会再次把两岸关系带入紧张冲突之中。”

　　可笑的是，由于陈水扁赤裸裸的分裂行径受到了岛内外猛烈的抨击，见势不妙的陈水扁又耍起了他掼用花招，为自己进行百般辩解。他辩称，外界将他8月3日的讲话简化为‘一边一国论’，这样去头去尾、过度简化，可能会造成误解；他认为比较简单贴切的名称，应该是“主权对等论”。这是惯于玩弄方字游戏的陈水扁的又一出拙劣表演而已。李赣骝指出，台湾当局若真有诚意缓和两岸关系，就应该以台湾的前途和台湾人民的福祉为重，改弦更张，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为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拿出实际行动，而不要再抱其他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玩文字游戏，玩弄和欺骗民意。

　　作为医师出身的李赣骝，近年来一直为海峡两岸统一鼓与呼，苦寻“良方”。2001年9月，李赣骝率团访问了台湾，与台湾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把工作做到“家门口”，根据两岸形势的变化，加强了祖国统一的联谊工作，促进了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人士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同时，他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扩大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交流与交往，多次率团到国外与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进行接触和交流，以共同反对“台独”，推动祖国统一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谈到祖国大陆“一国两制”的方针时，李赣骝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实现统一，但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二是和平，我们不希望用武力，武力统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其难以想象的后果是两岸人民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希望和平，用和平解决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是海峡两岸有识之士所梦寐以求的方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来获取这种“双赢”的结果。台湾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台湾方面也应该尊重大陆人民享有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权，这两种选择并不矛盾，与香港、澳门不同之处也是可以讨论的。

　　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沧桑，向世人昭示：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兴盛息息相关。李赣骝说，潮流不可违，民意不可侮，随着时代的发展，两岸最终统一，这是任何阻力也挡不住的。

　　作为中国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民革在促进祖国完全统一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李赣骝表示，民革是以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的参政党，将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推动两岸间的各项交流和人员往来，密切两岸民众关系，最大范围地团结台湾各族各界和各阶层拥护祖国统一的力量，凝聚更大的共识，把反分裂、促统一的斗争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做出贡献。

　　为人：秉承名门报国志

　　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民国元老”李烈钧，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江西督军任上又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 1933年，53岁的李烈钧喜得么子赣骝，此前有六子三女。“父亲是江西人，按排辈份，我父亲是‘烈’字辈，我们是‘昆’字辈，但父亲为了加强我们对家乡的热爱，不要忘记家乡，把我们名字的排行全改为‘赣’。我们的下一代又恢复了族谱，还原到排行‘季’。”记者不由得问起他名字中“骝”是否有来由，李赣骝兴致高昂：“父亲属马，今年是他的本命年，恰诞辰120周年。他自小爱动枪炮，好打抱不平，随之儿女多以名马的名字命名，于是兄弟姐妹的名字中多有‘马’字旁。男孩是公马的名字，女孩是母马的名字。相传周文王每次出行，所坐车子由八匹马拉着，其中最前两匹为‘骅’与‘骝’。俗语讲，八匹骏马，骅骝开道。我五哥叫‘赣骅’，我则取名为‘赣骝’。”解释名字起来，李赣骝于“公母马”的说法让记者在访谈中一次次发笑，这后他又实话实说：“其实，属鸡的我谈不上是否爱马，对马也没什么特殊的情结。”坐在对面的中国高层领导人随和而不失幽默，让记者的访问心态更为轻松。

　　李赣骝一出生，即由扬州来的奶妈喂养，其姆妈（上海称亲生母）华世琦为无锡名门望族，后随其祖父到福建，毕业于福州女子学校，既善讲福州话，又熟稔拉丁文，是一位有修养的知识女性。李赣骝父亲成年征战南北，家业及部属的家眷均由夫人照顾、资助、代处有关后勤事务。

　　“辛亥革命爆发时，我还没来到人间，关于父亲当年上马打仗、卸鞍吟诗的传奇经历，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据长辈们讲，小时候的李烈钧非常聪慧，能诵读经书，贯通经学，曾以武宁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15年12月，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共商讨袁事宜，决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捍卫共和国体为宗旨，组织“护国军”。12月25日，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一起，揭起护国讨袁的旗帜，通电云南全省，宣布云南独立，从此爆发了反袁护国运动。“多年以后，父亲谈起护国运动时根本不提自己，他说在这次护国运动中，要说贡献最大，当属唐继尧。”其实，在这次运动中，李烈钧起了关键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他这种为革命不计功名的无私奉献精神，给李赣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小时候，李烈钧一家到重庆，蒋介石安排住处被谢绝，全家寄宿歌乐山上的冯玉祥宅。“我自7岁上学起才开始记事。父亲与冯玉祥都很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不满他无团结抗日的诚意。歌乐山附近风景不错，还有温泉哩！记得父亲讲，冯虽与蒋是拜把兄弟，但一次白天冯到蒋处，打个灯笼，说太黑暗了，看不见世道。”

　　“父亲虽自己已中风而半身不遂，但抗日情绪高昂，先后送五个儿子上前线，只有在香港当医生的大哥与尚年幼的我没有进部队。”因病情加重，李烈钧于1946年病逝。今天，李赣骝还对中共代表吊唁父亲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前来吊唁，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行礼。只见董必武手抚棺材说——李老先生，您的‘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的遗言我们铭记在心，将付诸行动。”李赣骝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父辈同仁们身处羁境时所表现出凛然正气的爱国义举和心系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加快民族复兴伟业尽心尽力。

　　李家七匹马有五匹驰骋疆场，三个姐姐也各有所爱，李赣骝这个最小的于闲暇时随父母到苏杭，游虎丘，到南普陀礼佛。其童年虽是在温馨舒适的“保温箱”里健康成长的，然而，他没有娇气、霸气，却早早地显示出“大丈夫”的刚烈侠骨，对人忠恳，对事认真。他长得大眼睛，黑红敦实，真像一匹扬蹄疾跑的黑鬣黑尾巴的红马，玩耍在天性的自由王国里。

　　为医：德技双馨见柔肠

　　“从小我想学父亲当兵入伍，成为一名威武雄健的军人。没想到因为近视而无意间走上了学医、从医的道路。作为医生，也要以军人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治病救人是任何一名医生的天职。”

　　“家里军人多，在这种氛围里，我受到感染，小时候常常头戴军帽，肩佩徽章，腰别手枪。我从小就想当兵，追随炮兵出身的父亲。”当陆军、海军的五位兄长，如愿保家卫国，文韬武略，英姿飒爽。1950年，对于“七骏”之七的李赣骝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激发，踊跃报名参军。

　　十分理解儿子的母亲，便义无反顾地同意他参军。李赣骝选择的兵种依次是炮兵、坦克兵、海军。可是，经体检，他的视力是100度近视。虽没戴眼镜，大小不一的“E”符号视力表却模糊不清。于是，梦寐以求上前线泡了汤。

　　“好在从小在上海、岭南中小学打下了些文化底子，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新设的俄文医学系学习，开始人体解剖学、药理学、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等专业学习。”人生有许多十字路口，往往在某一关键路口的走向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好在是部队委托培训军医，也算后方军， 李赣骝并不懊悔。诚然，事与愿违是常事，幸好学一行，爱一行，他也倾全力研学医术。

　　1954年，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听诊器坐诊的李赣骝分到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友好医院）给内科专家做翻译，一年后专家返回莫斯科， 李赣骝接通知将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鼓楼医院）当妇产科专家译员。将进入隔科的特殊领域，他无奈地接受了。“谁叫我是医生，没有挑选的余地，不心甘情愿又怎么样？不过，妇产科的苏联专家由于某种原因而没到，我就没当译员，分到了内科当医生。” 在李赣骝的心灵行为上只有“服务”二字，他说这是军人与医生的“纪律”。

　　1955年发生“康巴人叛乱”，中央组织工作团到川甘康青四省边境的藏区做工作。当时不少人担心出现不测之事而畏缩，李赣骝再次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加其中的医疗队随中央工作组去藏区服务，活动在寒冷的康藏高原上的阿坝、甘孜、果洛等地，为缺医少药多病的藏胞就诊除病。这里一望天地相接，雪域石峰，气候独特，空气稀薄，常年活动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域，往往行走十余公里杳无人烟。“不到一个月，我们就不用翻译，可以用藏话看病了。记得初学藏话时，我们用拼音把字词拼写下来，不多时，什么‘头痛吗’、‘肚子痛吗’、‘发烧吗’这些常问语句学会了。“李赣骝很快学会了地方上有关会诊治病的语言及简单的生活用语，在这较为艰苦的条件下生活上一向无标准（谈不上低标准），对于自己不习惯的糌粑、奶酪也是狼吞虎咽（当然，这些于小康生活的现代人可能有一种山野体验的向往则是另一说）。”当地称我是‘门巴’，也就是汉语中的‘医生’。我与藏区群众关系很融洽，那时自己还取了个藏名‘才郎多吉’，就是‘长命富贵’的意思。”讲到这里，豁达开朗的李赣骝情不自禁哼起《康定情歌》来，记者也不知不觉和唱起来。

　　两年藏区实地体验，对李赣骝年轻奔放的激情是一次升华。“叛乱平息后，我回来后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了两年。重新分配时，我本可以自己选择，当问我愿意到哪去，我说服从组织分配——边疆都去了，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当时，说河北缺人，就把我分到河北；后来，河北卫生厅说邯郸缺人，我又分到了邯郸第一人民医院。”的确，当时他可分到首都北京，也可分到上海，自己毕竟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自己的母亲那时还在上海生活。李赣骝拥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找一个“好地方”安家落户，但他又自愿到急需医务人员的新兴城市河北邯郸做了一个默默无名的内科医生。

　　在邯郸第一人民医院他是一个骨干医生，论职称早该是主任医师了，但当时“左”倾的气候，只能负着责任，不能有名，可他不计较这些，“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就行了。1964年国庆那天，邯郸河沙镇的一个工厂发生全国首例大规模的氯化钡中毒。当时无抢救好办法，中毒人数多、面积大，面对患者，作为事故抢救组组长的李赣骝成功地利用最新的人工呼吸心脏按摩办法抢救。他常常伏下身，扯下捂嘴的纱布，嘴对嘴地为患者作呼吸，一次、二次、三次……，有时吸出的是一口粘糊糊的痰液。每当患者死里复活，大汗淋淋的他欣慰地笑了。他用这种措施抢救了多名危重患者，当各报、刊记者蜂拥围住他，追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怕不怕？脏不脏？”“英雄人物的形象是否展现在脑海中？”“毛主席语录中的哪一条你想到了？”一向率直的李赣骝直言不讳：“实在是没时间去想那么多，我觉得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面对生死关头的病人，必须这样去做！”

　　有时，李赣骝也犯傻。然而，他傻得可敬！一次医院研制一种中药制剂，已经在兔子身上试验过了，当时院方决定用在病人身上。有高度责任感的李赣骝执意不同意。他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大夫，可在这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果敢地站出来，义正辞严，据理相驳：“不行！不经过人体试验不能用在病人身上！”果敢地同意在自己身上做第一次实验，试验成功了，拯救了不少病人，医护人员为之动容和敬佩。

　　为政：“做官”为民是责任

　　“没想到我这个‘海归派’倒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经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我慎重决定弃医从政。‘官’是人民给的信任，应是人民的公仆；‘当官’是一种责任，‘官’有多大就得负多大的责任。”

　　“1980年，在开放政策下，国家允许去海外探亲，我申请到香港探亲，海外的姐姐们都赶到那里一块相会。”李赣骝所始料不及的是，在报申请时医院方面不敢批复，担心他一去不复返，因为他曾在“文革”中遭过孽、受过罪，在牛棚里“改造”过。于是，这份申请被搁置下来。眼看兄弟姐妹在港聚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可是这边赴约的时间还遥遥“无期”，这下可急坏了李赣骝。无论与院方如何反复理论，他们也不敢同意，最后这申请竟转到了市委办公会上专题讨论。好在李赣骝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加之时任市委书记的岳岐峰开明而果敢，明确表态“让他去，他不会不回来，我了解他”。为此，李赣骝获准半年的探亲假。

　　这一年，李赣骝第一次迈过罗湖桥海关去香港，会见多年不见的姐姐。当时，论条件他确实可以留在海外，可他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心急火燎地回来了，回到自己心爱的岗位上。连当时的海关人员都很意外，说内地赴港探亲的人很少返回。回来后，很多人也不理解。

　　于是，李赣骝作为“海归”典型应邀到河北数个城市巡回报告，并回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作演讲。他的朴实话语、真实感受深深打动了听众：“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虽然和爱人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那好比人生四季的冬天，哪能没一点风寒。冬天过去了，不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嘛！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不已经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吗？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又怎能舍她而去？！”在母校原定四场报告，最后不得不再应师生要求增补了两场。

　　很快，李赣骝的名字传开了，从邯郸、从河北传到了中央。一天，地方通知第二天中午12点中央电台有重要新闻，要求收听。次日，各个单位都在组织收听中央电台新闻。“文革”时这样的活动多，好长时间没组织类似的活动了，大家积极性很高，聚在一块认真收听广播。一收听才知是叶剑英发表对台“十条”，听完以后，大家余味未尽，接着收听下去。没想到广播里传出播音：“下面一个节目是河北李赣骝访问香港的感想，欢迎大家收听。”这下，大家可更有精神了：“李赣骝不就是我们邯郸的那个大夫吗？”在收听中，大家的问号被打开。本是组织收听“叶十条”的，没想到地方的人也上了中央台重要新闻板块。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李赣骝”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当初批准我赴港的岳岐峰书记，现在已是全国政协常委，我们还时有来往。”如今，李赣骝还在感念当年的批复人。

　　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清除了极左思潮。当时开始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但有条件：一要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二要社会关系复杂的，以体现不注重阶级成分；三要历史复杂的，以体现既往不咎；四要挨了整还不埋怨共产党的。“我恰好符合这些条件，我是50年代的大学生，有海外关系，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是‘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与‘漏网右派’，而且我受了整而自己没多少埋怨。”李赣骝在采访时戏言自己因戴了好几顶“帽子”而无意间当上了地方政府的官员，并笑言自己因个人的地方知名度而无形中助了自己的“官运”。

　　市人大开会选举的前一天，组织上告诉他，明天副市长候选人里有你一个。一下，李赣骝愣住了，不免发问——怎么有我一个。对方回答很简单：“你合适。”于是，在李赣骝的头脑里出现甲乙两个打架的小孩，甲小孩说弃医从政好，乙小孩说继续从医好。争锋激烈，各执己见。“从政可以为更多的人服务，做医生，像我这样的人大把大把的，有的是。可是从政呢，整个邯郸几十万人口挑我一个党外人士，也难得。经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我慎重决定弃医从政。”现今，我们可以想见一位执著于医疗事业的人离开心爱的岗位，是怎样一份心情。

　　1981年，李赣骝走马上任邯郸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一下子由一个恢复职称的副主任医师走上了主管全市文化、教育、卫生、广播新闻、体育的副市长。当选“父母官”后，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飘飘然，他还是“赤脚医生”那副装束：摘不掉的可笑的宽边近视镜，夏天一件汗衫，一条长短裤，一顶太阳帽，平平常常的装束。

　　“早在念大学时，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可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实现个人志愿。到了‘文革’更是无法企求，80年代我又是旧话重提。这时，有人动员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产党。对方讲，参加民革也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诚恳工作。”恰逢民革发展成员，李赣骝联想到自己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认定自己在民革中能发挥作用，于是1981年正式成了民革的一员。当了两年副市长后，李赣骝凭个人的优势又同时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多时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李赣骝虽身居庙堂之高，但他对医务工作依然眷恋。在邯郸当副市长时，他坚持每周出一次门诊；到北京他勉强坚持了一年，每周六去同仁医院当“大夫”。“后来政务日益繁忙，身不由己哟！”说到这，他不无遗憾。如今，他不做医生工作了，只好将自己多年的有关内科等医学业务书刊赠送他人。

　　李赣骝，不失为一匹骅骝开道之马、扬蹄抖鬃之千里马，在广袤无垠的人生舞台一任驰骋、一马平川……“‘官’是人民给的信任，‘当官’是一种责任，‘官’有多大就得负多大的责任。”李赣骝随后又同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分管外事特别是祖国统一工作。他多次出访，深入到海外华人聚集区，并与国外政界广泛接触，建立沟通渠道。于参政议政上，他强调调研工作，向上积极提议案，对下及时传达新精神。扶贫、办学、人口问题，都一一挂在心里嘴上，步步落到实处。他还是那股倔犟劲，像个坦克兵，敢冲硬拼，说办就干。

　　相关链接

　　民国元老李烈钧

　　距江西省武宁县革命烈士纪念塔西北80米处，有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长方形墓葬，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高大的青石墓碑醒目地竖刻着魏体丹字：“李烈钧将军华世琦女士之墓”。

　　李烈钧（182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江西省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后又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

　　1925年1月，李烈钧在上海忽闻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急抵北京，随侍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李烈钧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对日抗战，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并将自己的五个男孩都送去参军。他奔走南北，呼吁团结抗日。1932年夏，他前往泰山访冯玉祥，劝其“并力扶危”。有诗曰：“并力扶危志待伸，抚怀天地亦艰辛，匡庐归去东山远，五老峰头望故人”，并在蓬莱阁手书一联抒怀：“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为了齐心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他曾带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张家口、庐山等地，论古喻今，舌蔽唇焦，但始终未能说动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李烈钧于久病之余，扶病进京，共赴国难。后来，因患高血压症，返回武宁。在家乡，他抱病到中山堂与协和中学讲演，鼓励青年锻炼体魄，吸收新知，备为国用。12月，还坚持到武汉会见蒋介石，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由于战局的发展，他迁居昆明，后又迁居到陪都重庆，一直养病。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高血压心肌梗塞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下令给予国葬，灵柩运送回武宁县，初葬箬溪镇、修江边上的看书台，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迁葬于武宁县城近郊飞凤山。后李夫人逝世，1980年11月，李烈钧夫妇合葬于武宁县烈士陵园左侧半山腰。

　　《大地》 (2003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