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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长春市安达街行人稀少。
“我到底是什么身份？”43岁的长春市民藤川敏彦站在街头神情痛苦，犹豫几十年后他下定决心，并约见了律师。他说：“我的爸爸在日本，但他一直不肯认我，我要通过法律途径确认我俩的父子关系。”
藤川敏彦的妈妈殷秀玲是中国人。1962年，21岁的她和23岁的藤川一彦在长春市结婚，一年后藤川敏彦出生。1964年，藤川一彦回到日本，仅在1992年和儿子见了一面。
曾经浪漫 日本遗孤娶了中国妻
2月24日下午，记者在藤川敏彦临时借住的房间内见到了他。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床上摆了各种证明和材料，他讲述了尘封的往事。
日军侵华期间，藤川敏彦的祖父臼井若虎带着全家人来到中国东北。战争结束后，臼井若虎回到日本，祖母藤川八重子带着儿子藤川一彦和女儿藤川和子在长春市生活。
藤川敏彦说，40多年前，父亲藤川一彦在长春市第十一高级中学毕业，考上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因家庭成分特殊，他没有被录取，只好到一家民办小厂工作。一次，藤川一彦因为工作导致手指骨折，住进长春市中心医院，结识了当时在该院工作的殷秀玲，双方萌发了爱慕之情，1962年4月16日，两人在朝阳区重庆路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不久，殷秀玲失去了工作。
1963年2月，藤川敏彦出生了。
1964年5月23日，在藤川敏彦一岁多时，爸爸藤川一彦捧着藤川八重子的骨灰，回到日本。“送别爸爸时，妈妈抱着我痛哭不止，爸爸眼含热泪吻着我……”藤川敏彦说。
藤川一彦走后，殷秀玲为了生活，一边看护藤川敏彦，一边卖冰糕。“盼爸爸归来，是妈妈活下来的精神支柱。”藤川敏彦说。
翘首企盼 日本来信却是离婚书
苦熬了4年后，殷秀玲盼来了藤川一彦的来信。“我妈妈紧紧握着来信，边流眼泪边撕开信封，还念叨着‘这下可好了，咱家团聚了’。”藤川敏彦说，“可是没有想到，这却是一封离婚书。当天晚上妈妈没吃没喝，在墙角呆呆地坐了一夜。”
次日早晨，藤川敏彦从沉睡中醒来，看到了至今难以忘怀的一幕：妈妈正将绳索套在脖子上，原来她要自杀！看到幼小的儿子，她撇开了绳索，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现在我都能切身感受到妈妈辛酸和无人理解的泪水。”藤川敏彦说，“那时生活清苦还可以应付，但无端的精神折磨是最摧残人的。”由于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日本血统和日本名字成了他经常被骂挨打的理由。
“爸爸干什么去了，我要爸爸。”藤川敏彦不住地问妈妈，但她只是垂泪。为了让藤川敏彦平安地生活下去，妈妈将他的名字改了，随母亲姓叫殷敏彦，同时叮嘱他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这件事。此后藤川敏彦户口本上又多了一个“曾用名”。
1968年2月24日，殷秀玲和藤川一彦通过长春市中级法院离婚，藤川敏彦（当时6岁）归殷秀玲抚养。1990年，根据结婚登记等有关法律文件，长春市公证处对“申请人藤川敏彦是关系人藤川一彦的儿子”进行了公证。
跨国寻父 不停写信却石沉大海
藤川敏彦艰难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在他心目中，“爸爸”这个词始终是神圣的。“我从懂事以来，就把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爸爸身上。妈妈生前一直支持我寻找他。”藤川敏彦忍不住哭了。
1980年，藤川敏彦高中毕业后到长春市某单位上班。此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父亲。经过多方联系，他终于等来了藤川一彦的消息。
藤川敏彦的姑姑藤川和子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作，在那里定居并结婚生子。1981年11月份的一天，居住在哈尔滨的姑父来长春看望藤川敏彦。藤川敏彦非常感动，因为这是第一次来自父亲亲属的关心。姑父邀请藤川敏彦在1982年元旦到哈尔滨的家中做客，说姑姑很想侄子。
元旦那天，藤川敏彦赶到哈尔滨的姑姑家中，姑姑很热情地招待他，但只字不提爸爸的事情。藤川敏彦沉不住气了，姑姑回答说：“你爸爸在日本生活非常困难，你就别指望爸爸什么了。你看见我就如同看到你爸爸一样。你现在生活不是很好吗……”藤川敏彦感到姑姑没有理解他的真实愿望，难道寻找爸爸就是为了钱吗？
几个月后，藤川敏彦接到了爸爸的信，是姑姑转寄过来的。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爸爸在信中说要接他回去。但今年推到明年、明年推到后年，一直没有兑现。
初见父亲 百感交集却遭到冷遇
1992年夏天，一直没有爸爸消息的藤川敏彦，写了一份“我三十四年生活的经历”材料，准备通过日本政府或者法律解决这个问题，他给姑姑写信表达了这个想法，不久接到姑姑的回信说，不要这样，你爸爸马上就来中国了，咱俩一起去见他。
同年7月27日，藤川敏彦带着妻子、儿子，和哈尔滨赶过来的姑姑一起赶到上海，在8月初的一天晚上，藤川敏彦在一个宾馆内，第一次见到了爸爸，当时他是百感交集。
“敏彦，你没骨头。”这是他的爸爸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次日，他再次和爸爸见面，他的爸爸提出去日本定居不行，只能待几个月。藤川敏彦当场说：“不行，我学习了烹饪手艺，也有厨师证，到日本后开一家饭店，再学习一些日本料理，挣钱养活自己，也不稀罕你的财产……”最后，父子二人没有谈妥，分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见面。
妈妈遗书 为儿讨要多年抚养费
藤川敏彦寻找亲生父亲屡屡碰壁，1993年2月，妻子也和他离婚，他领着年仅两岁的儿子一起生活。藤川一彦的冷淡，殷秀玲也倍感悲痛和失望，身体日渐瘦弱。同年6月21日，她在市场买菜时，突发脑溢血，晕倒在街头，被大家抬到附近一家个体诊所时，已经病逝了。突发脑溢血前7天，殷秀玲将亲朋好友和藤川敏彦叫到病床前，留下了遗书：
在我们的儿子一岁多的时候，丈夫离开了我们，回到了他的本国——日本。
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历尽了艰辛、含辛茹苦地带大了我们的孩子。几十年来他一直未曾与我们联系，对我们母子的生活不闻不问。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们对他的信心和希望逐渐变为失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艰辛，我的身体已变得越来越差，到现在为止也只能躺在病床上，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靠身边的亲人来照看。
但是我不能就这么走了，我要对我们的孩子和身边的亲人有个交代，所以我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决定委托藤川敏彦等人，向孩子的亲生父亲藤川一彦要回这18年以来的抚养费、生活费、医药费和精神补偿费。如果这个心愿能够实现，我就放心了，就算对得起我们的儿子敏彦了。
藤川敏彦说，虽然自己多年寻父都遭到了冷遇，但还是想给父亲留下颜面，毕竟今年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自己不住地写信希望父亲能够回心转意。另外，这么多年，他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和支持，由于联络方面的问题，他至今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今年年初，在一次聚会时，一位朋友问他：“敏彦，你到底是哪个国家人？”藤川敏彦愣住了，他的籍贯在长春市，肯定是中国国籍，但是他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而目前他没有得到亲生父亲的认可，所以他才下定了决心要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的权利。
父子之间 是是非非找不到头绪
24日18时10分许，记者拨通了居住在哈尔滨市的藤川和子家的电话，她的老伴董老先生说：“作为爸爸不应该对孩子这样，既然生了孩子就应该对他好一点，我知道现在孩子生活很困难，应该让孩子有点出路。他俩的矛盾真是一言难尽，都是个人之间造成的，父子俩在性格上都非常倔，在一起就‘顶牛’，他们的矛盾和我们不发生关系。”
董老先生说，藤川敏彦的父亲给儿子的信都是通过他家转交的，偶尔来一封，但是数量非常少，连他们给藤川敏彦的信放在一起邮寄到长春市。1992年，父子俩曾经见过面，那时是老伴藤川和子陪着藤川敏彦夫妻去的，父子俩见面很生疏，沟通的不好。
关于双方发生矛盾的原因，董老先生说，具体原因不清楚，但他认为一个是因为钱，再有一个原因是藤川敏彦想上日本。他爸曾要给藤川敏彦点钱，但是藤川敏彦到现在也没得到什么；还有就是藤川敏彦总想上日本，他爸爸的意思是让他学厨师自食其力，虽然藤川敏彦取得了二级厨师证，但他爸爸认为是假的，就不让他到日本去……总之父子俩的是是非非太多。
董老先生说：“他俩是父子，不需要确认。以前，他爸总委托我和藤川敏彦沟通，我到长春市不知道多少次，和藤川敏彦的舅舅处得特别好。但是他爸不兑现承诺，整得我跟一个骗子似的，去了一次又一次，但就是不办实事。我给他爸写信说，如果不给藤川敏彦钱，就让他到日本去挣点钱，这么整下去，把儿子和孙子都耽误了，但是他爸也不给我回信，时间长了就像没发生一样。”
记者提出采访和子女士时，被董老先生以老伴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随后记者又询问藤川一彦的联系电话，董老先生也拒绝了提供电话。
记者将藤川敏彦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些矛盾的消息告诉董老先生时，董老先生表示，如果他爸爸再次让我来调和这件事，我受到委托才能去。毕竟我已经70多岁了，我也要脸，如果还是对不起孩子的事，怎么说我也不能做。
律师观点 法律确认可保障权利
据有关法律专家介绍，我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民法方面的规定和我国法律法理基本相同。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导致某些具体条款的相应规定的细节方面存在不同。藤川敏彦可以选择在日本国提起诉讼，另外，也可以在国内起诉对方。因为藤川敏彦已经43岁了，早已经是成年人，因此他不可以提出要求抚养费的诉讼请求，这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但是可以提出要求确认父子关系的诉讼，这在将来的遗产方面能够分到应得的一部分。
吉林中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宏介绍，他接受了这起纠纷的委托，对于这起跨国诉讼正进行精心的准备，如果通过法律确定了父子关系，对藤川敏彦申请到日本定居或者继承遗产等方面的权利都会有帮助。本报记者
程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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