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理解与实施存在着不少失当之处，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农村义务教育的倒退。”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说。“两会”召开之际，她准备提交一份名为“当前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原因与对策”的建议。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列为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2005年初教育部发布的《2004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04年全年我国撤减小学3．17万所，初中973所，共计减少中小学4万多所。

　　“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通过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集中力量改善了一批乡镇中心学校的办学条件，使合并后的中心学校实现了一定的规模效益，当地的教师队伍质量与教育教学水平也得以提高。”庞丽娟说。但是，她强调，也有一些地区的不合理的布局调整使得农村学生求学困难与广大农民对子女教育的强烈愿望产生了矛盾，加重了他们经济和生活负担，一系列的问题就此产生。

　　因为上学路远很多学生每天都要披星戴月

　　与以前相比，学生的上学距离增加了。以往，基本是每村一所小学、一个乡镇2～4所初中的格局，可一些地方不考虑当地的人口密度和地理环境等问题，盲目将学生集中到乡／镇的中心学校，使得许多农村学生上学路途遥远，就近上学成为奢望。

　　庞丽娟代表在宁夏、甘肃等地的调研表明，有近1／3的学生每天上学单程超过3公里，近1／8的学生单程在5公里～10公里。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山坡陡峭，遇上刮风下雨更是泥泞难走，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爆发，学生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让我们在农村调研时感动与担心的是，许多中小学生为了上学不迟到，不得不每天少睡两个小时，天擦黑赶路上学，晚上再摸黑回家。”她说。

　　家庭教育支出增加辍学现象加剧

　　一些农民家庭无力支撑骤增的子女教育经费。庞丽娟说，考虑到孩子上学路途的艰辛和安全，有的家长只能让孩子搭车上学并在外解决午餐，这就额外增加了交通费和午餐费的开支；还有许多家长只能让孩子寄宿，尽管许多学校都尽量降低学生的住宿费用（大约每学期30元），但要为每个孩子都置办一套铺盖行头，加之伙食费等，这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仍不是一笔小数目，更让一些贫困家庭感到十分困难。

　　不少家长反映，“让孩子寄宿，一个学期就要多出100多元，加上车费等杂用，一个孩子一年就要多付近300元。如果一家有两三个孩子住校，就得准备两三套铺盖，我们哪来这么多钱置办！”

　　庞丽娟代表说，调整布局后，不少农村父母纷纷反映子女教育费用骤增，家庭经济和生活负担加重。一些家长不得不考虑让孩子退学回家，从而加剧了农村辍学现象。

　　寄宿学校无力配备一些基本设施为少上厕所学生不敢喝水

　　调整后尽管许多地方都要求当地乡／镇中心学校提供寄宿服务，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受资金所限至今无法解决学生住宿，不少学校即使能够勉强提供寄宿，条件也大多非常简陋，后勤配套设施无法到位，学生的生活、安全、卫生、医疗、管理等缺乏必要保障。

　　有的学校20多个学生挤在仅有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不少学校两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挤在一张窄小的床上。一些学校受资金限制无力配备食堂、厕所等基本设施。由于没有食堂，学生只有在学校附近的饮食摊上吃饭，或从家里把一周的口粮都带上，在教室外蒸饭吃；一些宿舍附近没有厕所，晚上上厕所女孩都要跑100多米，有的学生为少上厕所干脆下午就不喝水。

　　寄宿学生每周回家的交通安全也存在相当的隐患。有些学校虽有校车接送，但只是安全系数不高的农用三轮车或小四轮车，而且经常超载；有的学校连三轮车也无法提供，只能让高年级学生带着低年级学生同路回家。

　　学生寄宿管理问题突出。特别是低年级八九岁的寄宿学生，由于身体抵抗力弱，容易生病；生活自理能力差，一下子离开父母独自生活非常不适，情感、心理上出现多种问题。然而，目前多数中心学校的寄宿管理，尤其是对低龄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引导难以到位，甚至连相关教师都无法配备。

　　中心学校班额陡增，教师工作繁重，教育质量难以有效保障。庞丽娟代表说，如今不少合并后的中心小学班额都在7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人。目前中心学校大多实行全封闭式的寄宿管理，而农村学校的教师编制又不充足，只有让教师们既对学生的学习负责，又承担起管理学生和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的重要责任，教师们普遍感到身心压力很大，从早到晚都无法放松。

　　布局调整被错误地理解为“撤并”和“减缩”

　　庞丽娟代表说，部分地区盲目追求急速撤减，撤并后的中心小学校舍、师资和教学质量与一些较好的村／乡办学校差异并不大，农民看不到撤并的优势，对布局调整工作产生不理解：为什么要撤并自己家门口的学校，要花这么多钱、去那么远的学校读书？

　　究其原因，庞丽娟代表分析有三点：

　　第一，一些地方政府对布局调整政策的认识模糊甚至片面，将“调整”简单化地理解为“撤并”和“减缩”，将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目标错误地理解为甚至等同于在一定年限内（甚至在短期内）撤减掉一大批农村中小学，从而导致布局调整工作的简单化、形式化与“一刀切”。

　　第二，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村中小学调整视为“政绩工程”，追求撤并的数量与速度。有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急速地大规模撤减农村中小学，另一方面又盲目地追求合并后中心学校的办学规模，以办“大校”、“花园式学校”等为办学方向，脱离农村实际。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在开展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时，对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缺乏调研与了解。有的地方一味强调撤减，只在乡／镇或人口达数万（一般为2万～5万）的地方开设中心学校，严重忽略了边远地区人口密度小、地势复杂等客观因素，致使许多偏远农村、山区学生上学路途遥远，极为不便。 本报北京3月1日电 本报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