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就京津冀都市圈合作专访杨连云
本报记者 刘彬
杨连云,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作为《京津冀--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第三极》的主编,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纷纷热议京津冀话题的时候,接受了记者的连线采访。
京津大城市病凸显
记者:京津冀都市圈为什么呼吁了那么长的时间,到现在才看到曙光?
杨连云:这是因为三方的政府取得了共识,北京和天津的城市摊子愈铺愈大,大城市病已经凸显,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劳动成本愈来愈高,又逢承办2008年绿色奥运,传统的冶金、建材、化工等工业企业只有外迁,这给河北带来了大力发展和提高这些产业的机遇。北京、天津要实现进一步做大做强的目标,也需要在京津冀合作中进一步解决能源、交通、生态和水资源问题,北京、天津还需要河北省满足其农副产品供应,大量的基本建设所需的建筑工人和家政、餐饮服务、保安、清洁等劳务人员。京津还需要与河北省建立1.5小时车程(200公里)的无障碍旅游区。
不要希望别人的恩赐
记者;有人说,京津冀都市圈河北最热心,是因为在这三者中,河北处于弱势。
杨连云:永远不要希望得到别人的恩赐,在现有的行政区划和财政体制下,地方领导只是地方利益的代表。经济合作是共赢的过程,不应该存在吃亏和占便宜的现象。只有外在制度安排形成的利益机制,能够促使处于梯度高端的行政区领导为了自身的利益发自内心地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只愿意将传统制造业的一部分(冶金、化工、建材等)转移出来。河北省要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必须着眼于中央大企业与外商投资,事实上廊坊这几年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
应该建立“首都财政”
记者:可是北京也需要财政啊,总不能让北京把赚钱的一些项目都搬到河北吧?
杨连云:的确如此,首钢搬迁实际上北京也是为了奥运忍痛割爱,因此,我建议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市的首都功能,减少其在大办制造业方面与津冀的竞争,应该建立“首都财政”,北京市作为首都不应该为了增加地区财政收入而大办企业。考虑到首都处于京津冀区域内,为了既能够确保履行“服务首都”的重要职能,又能够促使北京市积极参与京津冀区域在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合作,应该使北京市不再继续背着深重的财政包袱。这样北京市也就不再参与区域内招商引资的竞争。可以借鉴类似“华盛顿特区”模式建立有别于普通地方财政的“首都财政”。
协调机构设在廊坊合适
记者:这么说,在现行体制下,很难促进都市圈具体领域的协调发展了?
杨连云:你说的不错,现有的松散型京津冀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只能形成原则性的“共识”,很难有效地推进都市圈内具体领域的协调发展。对京津冀经济圈来说,中央政府的协调必不可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定期召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部门的负责同志,共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大计。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尽快建立京津冀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议定合作重大事项,制定促进共同发展的地区政策和措施;联合设立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长期设立的机构办公地点在廊坊比较适当。在目前以行政区为被考核单位考核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加由中央政府为考核主体、以经济圈为被考核单位的考核制度。
记者:你个人认为三方在经济合作中应如何定位?
杨连云:北京和天津科技竞争力强,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传统产业转移出去,以缓解城市密度过大的压力,提高自己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整体实力;而河北省作为人均资本少、人均技术资源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业人口大省,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走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目前应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如规划和建设现代区域交通体系、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
从初级到深层
记者:你心目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远景目标?
杨连云:我心目中的目标实际分为两种,初级目标包括,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的领导下,建立起北京奥运带动京津冀区域发展合作系统;使需要区域合作的相关项目在建设时间、空间分布等方面得到统筹安排。在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区域合作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合作程度要进一步加深。还有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动物防疫检疫与植物保护体系、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要形成巩固、稳定的互利互惠的区域合作关系。在社会治安、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改进、完善,要形成能有效保障区域安全的统一的预警和防范合作体系。
深层目标就是消除行政壁垒,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有效衔接与合理配置的同时,构建起区域共同市场,实现资源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与深层次整合。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使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区域合作有实质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