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转身”是河北的机遇——专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梅松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提了20年，且多年来一直是“两会”热点。今年，国家直接将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列为“十一五”规划的子规划之一，这意味着“京津冀”的区域发展从静态的蓝图将要付诸行动。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三方，北京、天津、河北都在思考什么？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解了三地的有关人士。

　　专家访谈　（本报特派记者：程福俊）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梅松作为研究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最前沿的专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京津冀互存共荣的发展之路。3日晚上，梅松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资源竞争、人才竞争和生态环境竞争一直是制约京津冀三地联动发展的主要障碍，“十一五”规划已将京津冀区域发展列入其中，北京将在“十一五”规划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呢？

　　梅松：发展京津冀经济圈作为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子规划，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与此相对应的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端制造业”成为了北京市的“十一五”首都经济发展规划。这对于周边的河北和天津来说无疑是个好的信号，因为这是北京从建国初期第一次真正引入“退出机制和限制机制”，让位一般工业和低端制造业，从而放弃自己“工业中心、制造中心”的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概念。

　　北京土地资源已呈严重匮乏的态势，而且水资源持续紧张，实际上北京现在已经没有承担土地和资源高消耗的能力了，实现产业转型是北京未来发展别无选择的出路。

　　从“十一五”开始，北京绝对不能再去争当京津冀区域的工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尤其不能去当一般工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研发设计、高端技术、金融投资是北京的发展思路，它的发展将直接影响京津冀的整体环境，通过这些努力，在经济上北京将有望比肩上海，起到带动京津冀发展的龙头作用。

　　记者：北京生产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发展的转型对河北和天津来说是利还是弊？首都“十一五”规划会对河北天津两地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梅松：在新出台的首都“十一五”规划中，高能耗、高污染、科技含量低的一般工业和低端制造业已经从“十五”规划中的“退三进四、进五”(即退出三环、进入四环、五环)变为全部退出，“十一五”规划中甚至没有给这样的企业安排去处。因为北京没有可以支撑其发展的资源环境，企业要生存只能选择另谋他处。从区域环境上来说，这些首先考虑的就是河北和天津。

　　另外，从“十一五”开始，北京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严格限制其进入，这也势必给河北和天津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热潮。这和京津冀地区的合理分工、错位发展的整体思路是完全吻合的。

　　北京让位一般工业和低端制造业，这将引发天津和河北新的全方位竞争。天津建成滨海新区将从现在起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磁吸”效应，由于国家政策上的扶持，很多原来准备投资北京的企业可能将眼光放到这个极具潜力的滨海新区。

　　记者：河北“包围”京津，但在科技、人才、投资多方位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甚至形成专家所说的“空吸现象”。那么在北京和天津的“夹缝”中，河北要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争得自己的位置，其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

　　梅松：和“长三角”的浙江相比，河北的综合环境要好很多。浙江的“零资源”发展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河北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京津错位发展。目前，河北的钢铁已超过钢铁大省辽宁，而首钢落户曹妃甸，河北的钢铁生产能力将大大增强，而钢铁生产形成的产业链条将直接为河北的经济发展助推。另外，化工业、低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工业是河北的优势，利用这种优势发展自己是河北“十一五”发展的必经之路。

　　河北要想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有所作为，第一步应该加快与京津两地的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没有交通、人流、物流、信息流都流动不起来，而这一切对于河北来说好处最大。目前，北京到河北的路通得不够，京石两地需要4小时汽车车程，这个时间是东京到大阪的时间，而东京到大阪的距离等同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长三角”16城市倾力打造的半小时、一小时都市圈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助推器。如果北京到石家庄一到两小时的快速交通形成，两地之间的“心理距离”缩短，这对投资者的心理暗示作用非常大。在京津两地不断抬高的投资门槛中，河北的投资优势就很容易显现。

　　记者：与强者为邻的河北发展出路在哪儿呢？

　　梅松：我们分析一下廊坊的投资情况。廊坊地处京津两地之间，是真正在京津“夹缝”中生存并发展状况良好的城市。为什么廊坊能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一枝独秀呢？除了政府招商力度比较大以外，不断改变的投资环境让廊坊开始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北京到廊坊的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半小时车程。投资者在北京天津看交通看土地，现在也要到廊坊去看。投资者要看级差地价，如北京地价是1000元，天津是800元，而廊坊只要500元，投资者很容易做出落户廊坊的选择。

　　为什么谈“十一五”要拿廊坊来说事呢？廊坊这几年在地处京津“夹缝”中的尴尬中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思路下的产业分工、交通构建、市场培育、环境改善都极大地吸引了准备在京津落户的投资者。前不久，有一个规划很大的投资基本落实“定都”廊坊了。实际上，廊坊现已成为京津冀大区域中除京津两地以外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最多的城市。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长三角”经济和生产格局的形成完全是政府的功劳，要知道，投资者是需要考验综合环境成本进行比较来决定在哪里投资的。区域经济形成合理布局主要还是靠市场。市场经济初期“长三角”的乡镇企业就已经特别发达，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职业叫“星期日工程师”。每到周末，“星期日工程师”就被很多企业开车接走，他们的出现加速了技术的转移，形成了人才上的良性互补。当时上海要做组装业，而江浙就给它做零配件，这样的产业链自然就形成了。现在，“长三角”的格局是：不冒烟的工厂在上海，冒烟的工厂在“长三角”。资本是为获取利润而流动的，这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京津冀缺乏的是市场机制的推动。北京“九五”之前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何来龙头之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