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宗陶(记者)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

　　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像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l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他们的生活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15年。她是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11月30日，国内政府卫生部门首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00万至1000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性2000万，女性1000万。但它的发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首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捷径。“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00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0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他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

　　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0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发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00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佐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00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 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激情，而激情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发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20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看书、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题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超凡脱俗。

　　她的生活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层意思，在许多同志网站的BBS上都能看出来。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

　　再见李银河，是11月末的北京。中国社科院她的办公室里很暖和，像有个壁炉在烧，沙发清洁宽大，适合谈话。她穿着方格子的厚衬衣，上次是条纹的，总之，她穿得跟同龄女性不一样。

　　今年9月，李银河被诊断为心脏早搏，她对出差、讲座、说很长时间的话感到吃力。出版社的编辑们劝说她在心力尚济时再挖掘一些可供出版的回忆，她婉拒了。总有些东西，是在暮年的某个黄昏，用来回味的。

　　她有一部索纳塔轿车，助手来开。冬天住在城里社科院分的房子里，夏天住在郊外。此外，就是读书、写字。她不再需要别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