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吴艳霞

　　不久前辞世的两院院士王选在遗嘱中这样写道：“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

　　在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小组讨论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对记者说：“目前在我国对安乐死进行全国性的立法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我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的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此次“两会”上，赵功民提出了建立安乐死合法化试点的建议。

　　近年来，安乐死一直存在着争议，反对者认为，安乐死实际上是一种在他人帮助下的一种自杀行为，自杀是对人性的贬低，人类无论何时都应为生命延续。“但是，我了解到，大多数人都是赞同在无法解脱痛苦的时候使用安乐死的。”

　　赵功民说，主张安乐死的人认为，人有生的权利，同样也有在特定状况下以某种方式决定终止生命的权利。特别是那些身患绝症、死亡指日可待、身心处于极度痛苦状态中的人，有权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以求解脱病痛对身心的折磨。

　　赵功民委员论述说，从理论上，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而违反病人的意愿，把延长病人的生命作为医学进步的标本，则是违反病人自主原则。另外，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其他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也是不公正的。赵功民说，各个国家在安乐死问题上也以宽容方式，从禁止、反对逐渐变为顺其自然，或者对局部性的个案进行司法介入。他告诉记者，他相信，人民大众对权利和义务在观念上已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冲击，在生与死问题上有着唯物主义崭新的认识，这些都为安乐死的立法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安乐死在法制上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赵功民说，中国发生过安乐死的案例，一个医生为无法救治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开始判了一个故意杀人罪，虽然后来在舆论影响之下，医生获释了，但大家也知道厉害了。没有立法之前，这种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如果立法，应设立几个条件：首先，定义一定要吃准，对象一定是患绝症、死亡指日可待、身心处于极度痛苦状态中的病人；第二，处于病危阶段；第三，在生前清醒的条件下写下过同意的遗嘱。

　　目前，我只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具体的实施，需要政府去考虑。

　　医院每年都有一两例要求安乐死

　　本报记者李慧敏石家庄报道

　　每年都有人要求安乐死

　　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省四院ICU重症监护室一位主治医师。他介绍说，该院ICU重症监护室发生过病人或病人家属要求实施安乐死的事情，但这种情况不多，每年就有一两例，实施安乐死不符合我国法律，所以医院不能答应，但是医生会按照病人或病人家属的要求停止治疗。

　　公费者一般不会放弃治疗

　　这位主治医师说，就目前的医疗政策，一些享受公费医疗的临终病人是不会选择放弃治疗或安乐死的。因为，除了感情因素外，这部分病人的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病人没有经济费用负担，自然会坚持治疗。相对来说，自费的病人就不一样了。

　　安乐死立法要完备

　　这位主治医师建议在制定安乐死相关法律时，应该做到尽可能的完备，以避免发生医患纠纷。比如，什么样的病人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接受安乐死，对实施安乐死病人的病情范畴进行详细界定；组建权威医疗专家鉴定组，来认定病人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如果在安乐死同意书上签字，由全部直系亲属签字还是多少个亲属签字才有效，对家属的范围进行界定；如果病人意识清醒，就必须征求病人的意见等等。

　　百姓声音

　　看着父亲忍受痛苦, 我心痛不已

　　承德一位癌症患者的家属说，他的父亲检查时被诊断为胰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无法进行手术。5个月后，其父因病引发的肝腹水已经非常严重，但已无药可救，每天只能吃镇痛药物缓解疼痛，后来连镇痛药都无济于事了。最后的几天，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家人只有无奈和心痛。所以他觉得安乐死也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办法。

　　家住省会建明小区的孟女士非常赞成给临终病人实施安乐死。但另一位患者家属则认为，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人非常重感情，不会同意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