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记者　曹鹏程

　　改写声明欲盖弥彰

　　日本右翼教科书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2月28日发给日本新闻界的一份公开声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份声明公布了其理事会的决定：解除原会长八木秀次、副会长藤冈信胜、事务局长宫崎正治的职务，新会长由原副会长种子岛经担任。1月16日，“编撰会”召开理事会之后，该组织创始人、名誉会长西尾干二以及四位副会长远藤浩一、工藤美代子、福田逸、藤冈信胜曾经一起宣布辞职，最后只有藤冈被劝说留任。而2月底的这份声明指出，“编撰会”的名誉会长、正副会长、事务局长等所有要职全部易人，原来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复存在。

　　也许是因为该声明把意思表达得太“直白”了，3月1日，“编撰会”撤回原声明，把“解除”一词改为“辞职”，画蛇添足地进一步说明了“编撰会”组织内部混乱的情况。

　　对于“辞职”的原因，“编撰会”是这样向外界公布的：事务局长宫崎在去年9月组织总会的时候就已经被内定应该卸任，但未征得本人同意，1月16日理事会最终也没有统一意见；而2月27日召开的理事会认为，首先要追究宫崎作为事务局长的资质和导致组织运营混乱的责任，决定让他卸任。而会长八木缺乏运营组织的领导能力，导致事态混乱。另外，八木等多名事务局成员去年12月访华，与中国学者讨论历史认识，这次“轻率”的旅行受到内部批评。副会长藤冈作为执行部的一员也要求引咎辞职。

　　课本滞销内讧加剧

　　消息传出后，有媒体认为是“中国之行”直接导致了“编撰会”内部的混乱。记者从4月份版的右翼杂志《正论》中找到了八木编写的特辑———《同中国学者对话了解历史问题“要害”》。里面介绍了去年12月“编撰会”部分学者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辩论的情况。也许八木是想告诉本国的右翼们，在与中国争论历史问题时，这些地方要“格外小心”，但细细咀嚼，这个特辑事实上起到了借右翼的阵地宣传中方主张的作用。

　　然而，此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之行”只是一个表面借口，真正原因是教科书的采用率太低。2001年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最终采用率只有0.03％；2005年版最终采用率也没有超过0.4％，距离去年该组织叫嚣的“一定拿下10％”的目标距离甚远。“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事务局长俵义文给记者写信指出，正是采用率“惨败”的结果引起了“编撰会”内部不同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除此之外，组织内部财政还出现了支出不透明的丑闻，名誉会长西尾和副会长藤冈主张撤掉事务局长宫崎，但是遭到会长八木的抵制，西尾等元老1月份宣布辞职，组织内部的争斗因此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右翼教科书组织的头目集体“下课”。

　　编撰机构面临解体

　　关西大学文学部讲师上杉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编撰会”内部也有分歧。有的派别主张明目张胆地表现令人“自豪”的历史，有的派别则主张巧妙玩弄文字游戏，以混淆视听。2001年的失败之后，后一派占了上风，2005年版的右翼教科书采取了利用图片说明、注解、附文等办法歪曲历史，使其意图更隐蔽，但是仍然遭到了惨败。这说明多数日本人还是反对右翼歪曲历史的，反映了多数国民重视与亚洲共存共进、维护和平合作的态度。

　　这次“编撰会”头目的集体“下课”对其自身的打击十分沉重。此间评论认为，右翼历史教科书和公民教科书的代表作者藤冈和八木被组织内部拿下，意味着这两本教科书的学术观点根本不可信。十几家反对右翼教科书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呼吁放弃使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教科书，同时追究东京都、滋贺县、爱媛县、大田原市、杉并区等地方教委的责任。另外，西尾等一批元老完全退出，唯一留任的头目种子岛经当过宝马公司东京分社社长，并非历史和教育学者出身，“编撰会”的言论力量大减，面对国内外正义之声的批判更加不堪重负。这不仅意味着“编撰会”歪曲历史运动的影响力大减，而且如果内部混乱持续下去，这个右翼教科书组织将面临瓦解的下场。

　　（本报东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