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制订十一个五年规划做准备的时候，也就是2003年冬天，就组建了自己的“十一五”规划调研组，跟有关部门同时进行调研工作。调研组有15位委员参加，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仲黎先生也参加了调研组的工作。调研组一直工作到2005年初写出我们的研究报告。

　　在2004年7月，我们形成了一些初步意见以后，政协常委会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进行了专题讨论。这个专题讨论不但有许多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参加，而且邀请了社会上的专家参加讨论。经过热烈、深入的讨论，专题调研组起草了我们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又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在2004年底定稿，2005年提交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公开发表了，标题是《关于“十一五”规划必须突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建议》，它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是要使“十一五”规划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转变促成经济效益的提高，促成经济稳定、持续、较快的发展。就我自己参加调研的体会来说，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充分发挥了政协的优势，用简单的话说就是人才荟萃，地位超脱。

　　所谓人才荟萃来自各个方面，有来自学界、政府部门、企业界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各自的背景不同，所熟悉的方面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同的意见经过研究、讨论，可能形成一个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可行的建议。这对政府制定规划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不是站在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部门的立场上说话，所以它形成的意见可能比较更好地照顾到各方面的看法、各方面的利益、各方面的诉求。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提出来已经很久很久了。60年代就提出了。对我们国家来说，自从改革开放，这个始终摆在我们经济工作的议题上，特别是在九五计划，九五计划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就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另外一个根本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九五计划规定。但是虽然有这么多的议论，而且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直没有能够转过来。

　　关于为什么要求转变，但是转变不过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从认识上解释，有的从具体工作背景来解释。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有所感觉，但是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体制上的障碍。国家的“九五”计划里说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体制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包括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当时认识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具体，这次我们大有进步。

　　我还记得很清楚，在2004年7月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讨论会上，来自各方面的委员们非常热烈地讨论了体制性障碍的问题。增长方式为什么转变不过来，体制性障碍在什么地方呢？来自不同方面的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比如来自理论界、企业界的委员，他们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和过去党和政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各样论述中，对照我们的现实，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它的表现是政府、官员仍然掌握着很重要的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土地配置权力基本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不是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另一方面，价格作为市场配置资源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手段，又是因为行政定价扭曲了，比如各种要素的价格、资源的价格都定得过低，使得企业在选择生产决策时也发生了扭曲。

　　有很多委员过去在政府里担任领导工作，他们讲了他们的切身体会，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他们受到两个压力：第一个压力是政绩的压力，有的委员说得很生动，增长率不到80％、90％，人代会做报告下不了台。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现在的财政税收主要是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和产值之间是直接联系的。所以不管道理上认识需要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所以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经过这些调查研究，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在什么地方就非常清楚了，有四条：第一，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第二，政绩。GDP的增长率变成首要的考虑。第三，财政收入。要求产值的最大增长。第四，要素价格、资源价格扭曲。这样我们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所需要在体制上作出的改革、改进就非常明确了，也具有非常好的针对性。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政协能够发挥很好的集思广益的作用，在政府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上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