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问题 医院补偿机制成桎梏

　　记者：您刚才谈到“看病难、看病贵”存在根源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

　　朱庆生：这个问题就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医疗事业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坦率讲，这个发展主要靠的是医院。医院要发展，想引来病患就医，就需要自筹资金，盖大楼、装空调、买各式各样的设备，但这些钱都要还的，医院怎么还？政府投入是不够的，只能从医疗服务中收取、从药品加成里收取，这不可避免地把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据估计，这两部分的收入，占到医院收入的九成。目前，我国医疗制度的公平性在世界上排在第118位，倒数第四，很落后。

　　所以现在很多公立医院觉得收费高的理由很充分，你政府不掏钱，我医院又要发展，我只能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外，政府监督机制也没有跟上，说句不好听的话，政府投入不足，说话的底气也不硬啊。种种因素最后导致，医院的公益性淡薄了，老百姓因为看病贵叫苦不迭。

　　记者：在推动市场化的时候，政府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后果？

　　朱庆生：一开始改革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是考虑不足，但发现问题以后，又发现手段不行，靠行政手段不行，但经济制约手段又没有。但我有一个观点，现在，谈不到要追究谁的责任。你也不能因为现在有了这个问题，就责怪当初，就否定医疗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改革，医院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所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复杂，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要解决，关键就在于改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

　　解决之惑 医改试点方案未获批

　　记者：医院补偿机制的问题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吧？

　　朱庆生：对于政府来讲，首先要解决公益性和公平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提到呢，可能是政府方面认为一下子解决不了，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明白。

　　据我了解，实际上，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完全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或者医改中所遇到其他问题的正确方法。现行的很多措施都还处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但肯定的一点是，政府很关注这些问题，一直在努力解决着。

　　记者：是不是目前在医改方面还存在争论？

　　朱庆生：改革的思路是有了，但措施、手段还没有找到。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说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但今年就取消了。关于医疗改革试点方案，卫生部门曾经多次修改，多次提交到国务院，但因为难以协调，最终没有得到批准。

　　记者：这个方案的内容是什么？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

　　朱庆生：就是选一些中等的城市作为试点城市，分别进行社区卫生服务、医疗保险、药品流通、分类管理等内容的尝试。至于没有成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投入不多，试点城市的积极性也不高；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考虑还没有成熟，不想贸然行事。

　　达成共识 医院一定要保证公益性

　　记者：那么在医改方面，目前政府各部门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

　　朱庆生：首先达成的共识是，公立医院应该承担一定的公益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全国16000所医院，90%是政府的，也就是公立医院。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进行投入，怎么保证这些医院的公益性不会淡漠？对公立医院改革是必然的，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思路。

　　记者：政府缺乏资金投入，是否要引入社会资本？

　　朱庆生：对，要鼓励社会力量、企业力量共同参与，包括外资，都要引进。但公立、民营医院之间要有比例控制，否则，如果再来一次传染病的大爆发，政府可以控制的公立医院不足，我们怎么应对？所以，这个数字要好好测算，这不是能一蹴而就解决的，需要时间和过程。

　　记者：您怎么评价像“平价医院”这一医院模式?

　　朱庆生：这种医院是福利性质的，应该多办一些，是必要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所有的医院都办成这样是行不通的，这会造成政府负担的进一步加大。合适的措施是选择一些城市，选择一些医院进行试点，而且服务对象要严格明确。需要明确的是，这个平价医院一定要解决的是贫困人群的看病问题，不能所有人都来这里看病。本报记者 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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