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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议案称若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应确定污染方责任承担代价
本报讯（记者王姝赖颢宁）针对去年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昨日，来自松花江流域两省———黑龙江、吉林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建立松花江生态预警机制和《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并要求出台环境污染责任赔偿公诉机制，明确环境污染的赔偿标准和范围。
来京前，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委主任王守臣曾与吉林环保部门多次洽商，形成《建立松花江上游生态功能保护区和生态预警机制》议案。王守臣说，吉林环保部门已制定了“生态区”方案，并已获得国家环保总局批准。
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沈根荣在其议案中呼吁：“建立起环境污染责任赔偿公诉机制，制定赔偿的标准和范围”。
沈根荣表示，一方面要给环保部门权利，明确环境保护部门在水污染防治中的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发布信息、统一监督管理职能，并赋予其相应职权；另一方面，公诉机关必须及时介入，国家应制定公诉机关介入环境污染事件的机制，由公诉机关确定污染方责任，承担代价。
另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如棠介绍，《水污染防治法》现正在修改，修改重点是加大处罚力度、明确责任。他表示，《水污染防治法》将通过立法解决违法成本低、合法成本高的问题，提高违法成本。
■部门说法
污染赔偿办法争取尽快出台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表示，赔偿标准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差异
本报讯（记者马力）就人大代表提出确定污染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昨天说，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而环保总局正在制定的具体法规也将争取尽快出台。
国务院近期发布加强环保的决定中规定，上游省份造成的污染，要赔偿受到影响的下游省份。而对于人大代表提出，要确定污染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吴晓青昨天说，环保总局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通过调研和其他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以后，才能确定，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参差不一，我们想通过调研和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后，再来确定。”吴晓青说，污染赔偿范围和标准，要做到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污染者要付费。”此前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曾透露，环保总局正在研究制定《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办法》、《环境损害赔偿管理办法》和《跨省界赔付补偿办法》等部门规章。
官员环保问责级别没有上限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称，环保执法仍面临地方保护主义难题
去年两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坦言，环保执法困难重重。今年两会前夕，陆新元再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陆新元表示，去年一年，虽然我国的环境执法力度在加大，但违法排污企业在很多地方仍大量存在。“以往说的四大难题还没得到解决。法制支持力度还不够，处罚太轻。
监管体制还不够顺，一些执法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环保总局的统计显示，在去年的环境执法中，共处理了311名责任人。但陆新元坦言，追究责任人的难度依然比较大。“一种是对地方政府责任的追究有一些阻力，有些地方甚至公然出台保护政策。”陆新元说，一些地方政府下发文件，建立所谓的“企业宁静日”，要求1个月有25天不能去企业执法，这种情况在河南、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都存在，追究起来都是领导的责任。
另一个难点就是“红顶商人”比较多。“有的企业家在发展地方经济上作出了贡献，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时候去检查，他们因为有这些帽子做保护而公然抵制。去年我们也处理了几起这样的案件。”陆新元说。
黑龙江省海林市雪原酒业公司等企业的违法排污，是造成近期备受关注的牡丹江水栉霉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陆新元告诉记者，环保总局发现，海林市当地政府部门在网上登有保护企业投资、干扰环境执法的有关规定。
陆新元还举了一个例子，山西省忻州市在前年到去年间发生了3次暴力抗法事件，违法排污企业殴打环境执法人员致伤，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今年把它列入了重点督办的大案，当然也要查处当地政府的有关责任。”陆新元表示，随着《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的实行，凡是涉及违法违纪问题的官员，不管官位有多高，都要依法追究责任。
“最高会追究到哪一级，没有上限。”本报记者马力
■对话
●吴晓青（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环保问责不为威慑官员”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环保问责的力度如何？
吴晓青：力度在加大。
最近我们和监察部联合出台的这项制度，为我们更加全面做好问责工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和法律依据。
问责制度对加强地方环保工作的领导，对建立地方干部，包括一些部门和企业的奖惩制度，特别是干部的升迁考核都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京报：在这项制度出台之前的环保问责情况，是不是不能令人满意？
吴晓青：是的。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环保意识不强，一些地方对环保重视不够。
新京报：环保部门的统计显示，去年因环境问题被查处的官员中，主要在县一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吴晓青：我个人认为不在乎级别的问题。除了级别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问责制度，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增强环保意识。我想，处理人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一个措施。“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负责。”这句话以前说得多做得少，现在就要通过问责制度来落到实处。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新出台的制度会不会遭遇地方保护主义的阻力？问责制度对官员有多大的威慑作用？
吴晓青：不是威慑或震慑。我想首先是提高地方干部的环境意识。当然，如果地方干部确实违反法规的要求，还是要按照条例来问责处理。如果没有责任和意识，出了问题就要负责。
本报记者马力
●刘晓峰（四川省副省长）
“铁腕手段才能做好环保”
新京报：作为四川主管环保的副省长，你认为目前环保问责的力度如何？
刘晓峰：我认为环保问责力度应该加强。在2004年四川沱江污染发生以后，四川处理了一批干部，基本都是厅级。从那以后，四川省政府明确发文要求，党政一把手是环保的第一责任人。
但是我认为，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你认为问责制度对官员有多大的威慑作用？
刘晓峰：这个是有效的，对官员的问责制也是可行的。我国管理体制还是官员在管理，所以追究官员责任是应该的。现在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迫使这些官员想很多办法去处理。人的自觉性都不仅靠教育，还要靠法律法规的制裁，然后才能沿着这个正确方向走。
新京报：对于这项办法的实行，你认为具体到各个地区，会不会遇到地方的阻力？
刘晓峰：遇到阻力也没有办法。比如一个县长，如果不执行，就得处理他。所以，就算他不是心甘情愿，但他必须做。目前做事情的方法就是这样，行政命令就是这样，没有道理可讲。从经济的角度讲，从长远来看，环保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采取铁腕手段，才能真正做好环保。
本报记者 蒋彦鑫
●倪晋仁（北大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事后追惩不如做在前面”
新京报：松花江事件之后，有委员建议出台污染赔偿办法，保证相关问题的追惩，你怎么看？
倪晋仁：有一个赔偿办法当然很好。但目前主要是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在发生问题时的提前预防机制不太健全。
新京报：出台这样一个赔偿办法，你觉得内容的重点在哪里？
倪晋仁：出台办法当然很必要。但如何赔偿、赔偿金额如何计算、由谁去算，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特别是由谁去算比较难，不同的算法结果可能不一样。
另外，即使我们能够计算清楚短期的影响，但长期的、隐性的影响可能并不知道。除了对人本身的影响外，对生态的影响往往也是比较长期才能看见的一个过程。
除了经济的影响，还有对社会的影响，污染之后要恢复到怎样的程度才算达标？这些短期内都很难计算进去。
而计算不清，谈赔偿就很容易造成分歧。
新京报：你认为国家目前对环保发现的问题，问责的力度如何？
倪晋仁：问责肯定有必要，但很多事故的责任是连带的，包括事故直接责任人、事故管理人及主管领导等。
问责制度出台后，关键是严格去执行。但比之事后的追惩，我更主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在前面。
本报记者 申剑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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