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

　　难以置信，本来应该是“日本战犯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的意思，可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一段日文解说中，竟成了“中国人民使日本战犯蒙受巨大损失”。其他错误还有，如表述“一二·九运动”时多了一个“运”字，再如有一些词直接用的汉语，日本人根本看不明白，比如“亡国奴”、“最早”。沈阳某大学日语系的王老师经常带日本朋友到该博物馆参观，他说，这些错误常使一些日本人看了发笑，令他十分尴尬。（《生活报》3月7日）

　　我记得，去年9月28日，《都市快报》曾报道过原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上的拼写错误。111名遇难者名单，碑文拼写错误竟有20处之多。在这么重要的地方，这么严肃的内容上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真让人难以置信。

　　我不想将错误性质上纲上线，提到爱不爱国、恨不恨侵略者的高度去评价，只想就事论事评说一下此类错误暴露出来的国民性。

　　上述报道中一则信息强烈地刺激了我，据副馆长张瑞强介绍，以前总有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提出博物馆的日语翻译错误，也有日本领事馆的领事带着改过的日文送到博物馆，博物馆把这些意见已经留为资料。两种指错方式揭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国民性格，前者只是“提出”，后者是“带着改过的日文送到博物馆”，哪个更认真，更严谨？一个保存了侵略者罪行档案的博物馆犯下的错误，居然要由侵略者所属国家的人来指认改正，本就让人无地自容，可结果竟是不立即改正，而是将其“留为资料”，真是咄咄怪事！

　　我不禁想到，这样的错误，这样的对待错误的态度，有可能发生在日本吗？在一个要将列车座位细分为自由席和预订席，前者有座即坐，无坐即站；在宾馆挂衣柜内备一把笤帚，还备一把如意，供旅客搔痒挠背之用；在《朝日新闻》的简介上注明每日新闻纸的用量、规格，报纸的字号、报纸的纵长横宽、报社平均每日出稿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和总字数以及印刷机的台数等等的国度里，在博物馆工作的人有可能会犯这类低级错误吗？如不信，再举一例日本人用词上的讲究来说，比如，我们曾将肢体残障者称之为“残废人”，十分不妥，后来改称“残疾人”，日本人则将残疾人称为“身体不便者”。哪种用词更文明，更人性化，还用得着说吗？

　　人说，日本人可恨，但也可敬，其可敬之处就是他们一丝不苟的办事方式，极端负责的工作精神，认真细致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可敬可畏的国民性，使战后的日本很快从废墟上发展起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现在他们又在中国的国土上，而且还是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样特殊的地方，给我们上课了。他们用脸上意味深长的笑和送到博物馆的改过的日文给我们上课，告诉我们，光是指责日本人忘记历史还不够，首先还得自己端正对历史的态度，并学会用严谨求实的工作精神去记录传承历史遗产，不让对方抓住把柄，然后才能更好地教育子孙不忘记苦难的历史，才有资格谴责日本人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

　　在一座中国人建造的记录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历史博物馆里，居然要由日本人充当导师，真让人无比伤感和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