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原春琳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前不久，国内一所大学的校长接到国外一家著名科学杂志的来信。这家杂志要求这所学校对该校的一名学生进行调查。因为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投给杂志的论文有假的嫌疑：论文中发表的实验都不可重复，一个小小的发现被扩大了许多倍。这家杂志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学校不愿调查，就要取消这所学校所有人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权利。

　　调查结果证实了这家杂志的怀疑。这位大学校长决定对这件事情严加惩处，却不能如愿：不少人责备校长，不同意给学生严重的处分；那个学生也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吵大闹，以自杀来要挟。

　　无奈之中，学校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只给了这名学生警告处分。

　　张鉴祖委员也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南方一所大学教授的论文涉嫌造假，学校最后证实了这件事情，结果只是取消了他的教授资格。这位前教授的生活一切照旧，继续在学校开设的公司任职，继续挣钱。

　　“很多人都说，造假的代价并不大，其实还受益不少。”张鉴祖委员说。

　　近几年来，为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和高校都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条例。“各种惩处条例是有声有势，但是给人的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欠缺实际的东西。”肖红代表说。

　　各种有关学术不端的行为依然在发生。“任何时代都有人企图不劳而获，但是发生太多就有问题了。现在看，这个趋势愈演愈烈。”王子镐代表说。

　　为什么学术不端行为惩处不下去？

　　张鉴祖委员说，现在学术不端行为很难治理，很大一个原因是领导袒护。曾经有个年轻的学者在一所学校担任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可后来这位学者被人揭发论文造假并被印证。学术同行纷纷要求处罚这名学者，可上级主管机关的领导不同意，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最后，这位学者被调到另一所学校担任领导职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也承认了这个观点。他说，学术不端行为的背后牵扯领导人的政绩。不少造假者都是在某位领导人在任期间内被当作人才引进的，如果造假者被公开处理，就会让领导人下不来台。

　　从目前状态看，发生造假事件的单位也不愿意扩大事态。王子镐代表分析，之所以如此，因为个人和学校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王子镐代表说，现在的评价体系非常急功近利。一个单位方方面面都有指标考核。比如说，大学里学生有指标，不少学校要求博士生发表多少篇SCI论文，否则就不可以获得学位。老师也有考核指标。老师们要竞争上岗，这个竞争一直延伸到当上院士才可以结束。之前，就连五六十岁的老教授也免不了这个局面。而所有的这些指标汇总到最后，就成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学校要凭借这些指标与其他学校竞争，去获得认可并获得资源优势，比如说，重点学科的审批，进入211学校。结果就是压力逐层下移。学校把压力转移到学院，学院转移到老师，老师转移到学生。

　　各个学术单位竞争激烈。对他们来说，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是个致命的打击。王子镐代表说，单位与学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学者受到打击，就会使单位的荣誉受损。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这类信息容易散播，那单位就要上级领导的批评。

　　即使单位愿意公布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社会舆论也不够公正。王子镐代表说，媒体更愿意以揭丑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而不会说这个单位多么有勇气。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目前的风气对年轻一代腐蚀太大，是插在人心上的利剑。”张鉴祖委员说。他说，现在有一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几乎成了得奖专业户，这很让人疑惑。这种高产违背科学精神，其实只要问问他们的实验周期有多长，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搞了多少东西。有的人吹牛，好像除了“两弹一星”不能做，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张鉴祖委员说：“这不是个体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我们的教学质量下滑，许多年轻人没有沉下心来，而急于求成。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我们的创新精神完全被摧毁了。”

　　不少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一起呼吁：“学术不端行为，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