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陈言／北京、东京报道

　　战前日本已经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战前的航空母舰、飞机制造技术，就很难想像战后日本的造船、汽车工业的发展

　　今年48岁的三浦展写过不少书，但卖得最好的就是去年9月出版的小册子《下流社会》(中文可以译成《下层社会》)，到现在去日本的书店，人们还能看到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这本书，依然有不少人会买走一两本。

　　日本经济在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挣扎后，复苏迹象已经十分明显。3月是大学、高中送出毕业生的月份，4月则有大批新人进入企业。大学毕业生都在找工作，东京的大学毕业生，就职率在90%以上。企业招聘大会上，企业与来求职的学生数量相差不大，是学生在挑企业，从进出会场的学生们的神情上就能看出几分。

　　记者眼里能够看到的依旧是平均化的日本社会。前不久被逮捕的暴发户、活力门公司前任总裁堀江贵文还蹲在东京的监狱里，但气焰已经收敛了许多，开始在审讯书上签字；东京街头偶尔能看到表情呆滞，脏衣裹身的流浪汉站在那里，但未听到他们向过路的行人乞讨什么。普通日本职员西服革履，来去匆匆，永远在忙碌着；今年格外多的大雪，也没有让小学生们穿上长裤，男孩一律是制服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女孩的裙子也还是穿在膝盖之上，上下学的路上，像是要逃离寒冷一样，孩子们在跑着。

　　惟一让记者感到诧异的是，三浦的《下流社会》不仅在书店里火，在与日本同行、出版业的编辑、甚至普通市民交谈时，大家也会很自然地说到这本书。感叹日本的经济发展，感叹今后下层社会的人也许会渐渐地多起来。话里话外流露出一丝忧伤。

　　也许战后60余年日本人为之努力的“均质”社会出现了裂痕，“一亿总中流”(日本人经常说他们1亿国民在经济上都处于中间阶层)的概念不再起作用。但把《下流社会》一书翻遍，也没有觉得他们的下层社会里的人有多苦，在衣食住行、看病读书方面并没有什么不自在，可能是邻居去百货店买东西，自己只能去廉价店，仅此一点区别，便把自己归类于“下流社会”，认为是从“中流”(中产)中脱落出来了。

　　问日本社会有什么特征的话，也许比喻成一个枣核儿比较贴切：堀江那种“身价”千亿的人不多，站在地铁门口无所事事的流浪汉亦很少(今年初，人口近900万的大阪市，住在公园里的流浪汉人数在500人左右)。中层偏下的人自喻为身处“下流社会”，让人听起来觉得有些诙谐。

　　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何以能在战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下流社会》一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畅销不衰，它预示了什么?记者走访了日本的城市与企业，与日本经济方面的教授、评论家探讨了这个问题。

　　教育的特殊定位

　　日本也有人提教育产业化问题。在东京神田火车站、早稻田火车站，补校、专科学校一家挨着一家，到处有人在散发入学申请书，让人觉得这里真是把教育当成了产业。

　　但日本的中小学，依旧是义务教育的圣城，也是遇到自然灾害时的避难场所。大学里有简单的食堂，但绝对看不到豪华的娱乐设施。日本的教育更多地是在教书育人，在基础教育方面为日本人提供了人人享受教育的机会。

　　家境困难的人，在日本可以享受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2月底，住在东京品川区的大久保，整理了2005年的纳税单据，准备去税务所申报减免纳税金额。日本企业每次发工资，单位先扣除10%的税，到了年底，单位把职工个人全年纳税的情况填在一张单子里，交给职工。职工如果还有股票分红等其他收入的话，拿着所有能表明收入状况的单子，去税务所核实一下纳税情况，多退少补。

　　大久保体弱多病，又是在小企业里工作，薪水不高，请假看病等误工以后，每月能拿到的工资自然就少了很多。从他的家庭人口与纳税情况看，是属于要退税的人。

　　不过，大久保要税务所给他核实纳税情况，更多的是要一个完税证明。由于他的收入比较低，所以他可以向区政府申请减免孩子上小学、上学童俱乐部(小学三年级以前的学生可以在3点放学后，来这里看书写作业，有老师辅导监督)方面的费用。日本法律规定，家长有义务让孩子上学，对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政府减免其学费及其他费用。

　　大久保不认为自己属于“下流社会”里的人，房子是自己的,单位就在附近，用不着开车，也没有车。孩子的学杂费开支并不大，但按他的收入是可以减免的。大久保说，“4月以前能拿到区政府的回复，我的收入不是很高，能申请减免孩子的学费。”日本的小学、中学教育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书本、午饭的费用也很低，家庭困难的人，可以申请减免这部分费用。从农村、地方来到东京的所有人，都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进附近的学校读书，从未听说有缴纳转校费、代培费用的。

　　农村的情况怎样呢?在日本我走访了不少农村，看到那里最好的建筑是校舍，小学、中学的校舍均建造得十分牢固，校内有很大的操场。遇到自然灾害，日本人第一件事是去小学、中学避难。在日本各地，小学、中学还是地方、中央选举时使用的投票场所。日本并没有多少城乡差别，农民收入不低，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让农民家庭的学童辍学的。

　　国家是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从东京都品川区的财政支出上能看到一个侧面：品川区只有22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为33万，区政府收入1134亿日元，支出为1058亿日元。在支出中，最大的是民生费(311亿日元)，教育费为116亿日元(约占11%)，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教师属于公务员，其工资算在职员费(248亿日元)中，教育费就是用来建校舍、购买教育设备的。拿出财政支出近11%的经费用于教育，可以看出日本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下了功夫的。日本能够长期保持经济大国地位，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存在，与其教育体制是分不开的。

　　富庶的农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从国力上看，日本国土为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人口为十三分之一，国土窄小，人口众多，日本就业压力很大。但战后的60余年，除了在1993年以后“失落的10年”以外，日本基本上是个劳动力匮乏的国家。人人有工作，劳动力相对不足带来了工资的提高，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内，有了大致相同的提高。

　　日中经济评论家西忠雄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2月22日见到正在北京访问的西忠先生时，他首先强调了日本农村的作用。

　　在东京，记者认识的日本一家大报的老记者，他讲中文发音很好，但不能讲出像样的句子来。接触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生在中国东北，日本战败后才回到日本。“那时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人，从中国东北回到了日本九州农村，在这里学的日语，干农活，上大学以后，我才到的东京。”战后大量日本人从海外回到日本时，是日本农村接纳了数百万的军人、接纳了数百万移居海外后又回到日本的侨民。

　　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西忠雄认为，日本的农地改革是对旧制度的一场革命。1945年到1947年前后，日本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在实施农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土地，农村的运动销声匿迹了。在城里人还没有找到稳定的生活的时候，“农民有了土地，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日本是农民先富了起来。”西忠雄说。

　　但是，一旦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了，无疑会迅速超过农业、农村。美国是采用农业机械化、农场化来解决农业发展速度、农村问题的，日本则通过在农村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在国家财政上长期拨巨款补助农业，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与富足。

　　从日本西端的鹿儿岛到东端的北海道，记者无论去哪个村的村委会，都能使用平坦的柏油路或水泥路。日本山多，大面积的耕地非常稀少，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并不比中国多，但没有见到撂荒现象。相当于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日本农协，在大的水稻产地有自己的水稻加工中心，替农民保管粮食。

　　西忠雄说：“日本政府主要采用高价收购大米等农产品的方式，实施对农民的补贴。”日本农民则在几十年时间内，基本上把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因为自民党也代表农民利益，他们立下不少名目补贴农民，农村不仅有农田，还有自民党的‘票田’。每次选举时，自民党来这里收割选票。”西忠雄笑一笑说。稳定的农村，支撑了一个稳定的自民党政权，除了短时间让出过政权外，1955年以来自民党一直是执政党。

　　富庶的农村，带来了日本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日本政治的稳定。不会因为经济差别过大，造成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剧烈流动。日本劳动力既能滞留在农村，也能在需要的时候输送到城市，没有给日本就业造成太大的压力。

　　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扩大社会保险

　　在三浦展的《下流社会》中，有众多的下层人出现，但农村中的下层，似乎并不是三浦关注的焦点。日本农村不是下层阶层的产生源泉。

　　从日本国家的财政预算可以看到它们对农业的保护。2006年3月1日我们拿到的最新数据是，日本政府在2005年7~9月的三个月对各个部门的财政支出，其中向农林水产省支出的费用为6292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43%。日本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国家经费、补贴等能相当程度维持农业。

　　在城市，日本的失业率低。不少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在10%左右，日本则很少有达到5%的时候。2002年，日本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后,失业率更加下降。高就业率的维持，一方面在于企业不断创新，新产业、新服务层出不穷，劳动力一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另一方面还在于日本社会存在着广泛的大家都有活干的思想。

　　2月23日，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在北京对记者说：“日本城市农村能维持一个比较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因为日本社会要求能做到这点。大公司的高管与普通职员在工资上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悬殊。”矢吹让记者查一查战后日本几个著名的工会组织的领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中间有些是旧财阀企业中的很有地位的人，在战后成为了工人运动的代表。”矢吹说。西忠雄比较重视战后的“农地改革”，而矢吹则重视“解散财阀”、“劳动改革”的作用。与农地改革基本上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这两项改革，实际上是打破了个别人、个别集团垄断财富的地位，而工人职员有了争取劳动的机会，人人有工作，自然实现了社会的均质化。

　　在日本采访时，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很多年以前去采访的工会主席、高层，在这些年再去采访时，发现他们的名片变了，现在是企业的部长、董事。一些企业是把最有前途的职员送到工会里去任干部，在他们干了一段以后，又回到企业，成为企业的重要支柱。

　　从我们采访时的情况看，工会干部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企业未来负责人之一，就放松对企业的监督、就少替工人职员说话。企业是工人职员的一部分，企业经营不能脱离这条路线，所以他们更关心企业的命运，愿意在劳资谈判的时候，把工人职员真正想说的、想提的问题提出来。

　　三浦书中说的那些“下流社会”中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不是很稳定。但日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每个人、包括在日本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一个刚刚到日本、准备进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缴纳了每月400日元的保险费后，他能拿到国民健康保险证，看病和日本国民一样享受70%的减免。400日元，是这位留学生打工半个小时能够挣到的工资。

　　还是回到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上，2005年7~9月的三个月中，政府向厚生劳动省支出的费用为41617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22.71%。

　　战前日本已经为社会均质化作出了铺垫

　　“二战”前的日本就已经是一个完成了工业化的经济大国。矢吹晋在分析为什么日本能用短短的60年时间，建设了现在的均质社会时说：“战前日本已有这方面的基础。”矢吹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问屋”(批发)、战后从国外、特别是从美国大量引进的基础技术，也谈到在产品生产上的革新，及国内国外两条销路的打开等等。他说：没有战前的“问屋”，就难以构筑农协的流通体制。没有日本战前的航空母舰、飞机制造技术，就很难想像战后日本的造船、汽车工业的发展。没有钢铁等基础产业应造船、汽车生产的发展要求而迅速扩大生产能力，提高技术水平，也难以实现在1964年日本召开奥运会时，能开通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除去这些技术生产上的特点，更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让大多数日本国民基本上平等地享受到了发展的好处。

　　但现在战后的一个甲子循环过去前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日本振臂一呼，打起“改革”的旗帜，能让那么多的日本人支持他，也是因为战后构筑的“均质”体制出现了问题，日本社会需要改革。不去说那些脱落的被称之为“下流社会”的人，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现在交着养老保险费的人，又有几人相信他们老了以后，能够和父辈的人一样拿到稳定的养老保险呢?对农村的补贴养肥过一大批自民党议员；医疗保险让那么多的医生家产过亿，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的均质社会的构筑结果，在体制上出现了种种弊端，改革势在必行。但日本要构筑一个均质社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一些成果，还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