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 吕雪莉、王勉、王丽

　　从近两年情况看，国家安排扶贫资金在逐年增加，但减贫速度却在放慢。这“一增一减”传递出信号：我国的扶贫工作面临新的难题。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认为，“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加大扶贫工作力度的要求和相关政策，关键在于因地制宜，使扶贫工作见到实效。

　　“现在扶贫工作遇上的都是‘硬骨头’。”青海省海东地委委员、平安县委书记马吉孝代表说。海东地区6个县中有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6年投资8400万元安排了80个村实施整村推进，投资和实施的村数都增加了。但就目前的速度及目前国家贫困标准来讲，海东地区要13年后才能实现脱贫。

　　广西河池市市长杨才寿代表说，越是贫困地区，土地越少，生态越恶劣。河池的农民就是靠在石窝地里种玉米维持生计。这些地区减贫工作的难度大，见效慢。

　　“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也给扶贫工作带来影响。”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财政厅厅长李隆昌说。我国农村扶贫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府部门参与、分工协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项目和资金的多头管理现明，难以把有限的扶贫资源集中投放在最迫切需要的地区和项目上。

　　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未建立，农民抗风险能力不强，因病因教育返贫的现象普遍存在。“只要家里有病人，肯定是个贫困户。”马吉孝代表说。一方面收入有限，另一方面群众生活成本在不断增加，导致一些家庭入不敷出。青海省返贫率就达25％。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枝特区陇脚乡副乡长杨喜秀说，我国目前扶贫资源往往投放在暂时性政策或短期项目上，如补助贷款、“以工代赈”等，当这些政策终止后，脱贫的农户又重新回到贫困线下。据统计，每年大约有10％的脱贫人口又重新戴上贫困帽子。

　　对扶贫路上出现的新难题，一些人大代表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因地制宜培育产业，拓宽贫困户的增收渠道。杨才寿代表说，培育不出相应的产业，农民收入就不稳定，就很难走出贫困——扶持——贫困——扶持的怪圈。一旦遇到大病或自然灾害，马上返贫。河池市六甲镇高功村近年来搞起水产养殖及蔬菜基地，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90元。各地除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外，对贫困地区群众进行培训，教他们学会一门手艺。

　　扎实推进教育扶贫。陈利丹代表说，要让贫困地区群众根本脱贫，必须从抓教育开始。实践证明，那些贫困家庭一旦出现一个大专生，甚至中专生，就可以带出一家人永远脱贫。贺州市目前尝试对一些贫困瑶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书费全免，连生活费都全包，确保有书读。建议有关部门是否考虑，对贫困地区的大学生，不仅免学费，还应适当地给予奖励，激发读书风气。同时，除了教育投入上给予倾斜外，还要以制度确保安排城市教师去支教，解决贫困地区教师教学水平低，师资不足难题。

　　扶贫资金投放谨防“撒胡椒面”。马吉孝代表说，去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扶贫资金162亿元，今年更多，但是全国还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300多万人，农村低收入者达4900多万人，因此这些钱摊到每人头上也就百来元，因此有限资金的投向尤为重要。杨才寿说，在做好整村推进的同时，对那些贫困面大的特困区域，要集中人财物力进行扶贫“综合治理”，打歼灭战。同时，对扶贫资金要定时审计，谨防资金被抵扣、挪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