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在讨论发言或接受采访时妙语连珠，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些精练的话语中，我们既看到了他们敏锐细致的洞察力，又看到了他们积极为民代言为国建言的情怀。为此，观点频道选取了部分精彩言论奉献给广大网友，也期待这些真言良策能给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一些参考价值。

　　时政·社会篇

　　申纪兰代表啥叫模范，吃苦在前叫模范；啥叫干部，领先一步叫干部。打铁先要自身硬。如果说一套做一套，群众就会戳你的脊梁骨。现在有些人寸官必争；有些人一说到给群众办事，连系鞋带的能力也没有，一说到给七大姑八大姨办事，就长出三头六臂。这种人群众最讨厌！

　　郭永运代表

　　人民群众对公车意见大，并不是反对单位有公车，哪个老百姓会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开着公车追捕罪犯有意见？大家反感和厌恶的是大量的“车力”用在了个人消费上，而真正需要配车的基层反而没有车。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中科院研究员牛文元委员

　　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已不适应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应当进行重组重建。现在不懂行的人搞政府采购，重复购买，既花冤枉钱，又对发展民族工业不利。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西部开发办副主任、农业界李子彬委员

　　以前和地方领导干部一起吃饭，谈的多是修路、缺水这样的事，想的是解决问题。现在吃饭，镇长们对县长争相吹捧，局长们对市长争相吹捧。官风不好，社会风气不好，文风不好，其背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干部选拔管理制度有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除了农村问题外，当前我们在进一步改革中，实际上遇到了三个难题——政府职能转换、打破行业垄断和自主创新体制改革。

　　香港工程科学院副院长陈清泉委员

　　片面追求GDP，不仅可能断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且可能误导中国经济走向经济殖民化。我们应弄清两个问题：第一，中国GDP中，属于中国国民的GDP（经济学上称为GNP）是多少？因为外国人所创造的GDP（财富）归外国人所有，尽管也在中国土地上。第二，中国GDP中，由外方主导的GDP是多少？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重大经济主权问题。

　　郑功成代表

　　我是不太赞成现在的利息税的。利息税应确立一个起征点。比如可以假定10万元以内免交利息税，这样就可以有为数不少的低收入者从中受益。只有国家的税制安排真正体现出了分配正义原则，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原人事部副部长、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徐颂陶委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穷人没有致富的希望。因为他们缺乏致富的能力。因此解决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问题，除了政府拿出大量资金解决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及完善救济制度外，还必须关注教育平等。要使人们有发展的潜能。穷人不能代代穷。

　　李海滨委员 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让富人养穷人，让穷人知道富人在养他们。这样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又可以减少社会矛盾。

　　杨祥波委员

　　近几年，国内户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取消户籍差别”的政策。但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农民却因拿掉“农村人口”的帽子而使原有利益受损。在各地区没有能力解决诸如社保、就业、医疗、教育等各种公共资源供应问题的情况下，贸然的政策变动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邓朴方委员

　　现在残疾人缺乏救助的问题仍很严重。我去一些地方考察、调研，看起来情况不错，我知道那都是摆好了给我看的。

　　教育·医疗篇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代表

　　质量永远是学校的生命线。现在有些民办高校为了多挣钱，到处拉生源，把新生入学的门槛调得很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又跟不上，质量上不去，如此下去，校舍再好，总有一天会走向破产。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校长任继长代表

　　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尽快建立起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别把学校校长逼得无路可走，教育问题不能光靠威慑校长来解决，否则就是整个教育的耻辱。

　　孙继业委员

　　高等教育收费过高，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20年前，大学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冲上5000元大关，涨幅高达25倍。群众反映，“辛辛苦苦忙一年，不够孩子学费钱”，“一人上学，全家受穷”，“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都是实情，应当引起足够关注。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张伟平委员

　　对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盲目迷信，已经严重干扰了我国高等教育秩序和资源分配制度。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大量“海归”，但目前许多高校针对“海归”学者的政策过分倾斜，导致“海归”与“土鳖”之间待遇悬殊。在师资引进上盲目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往往“请来女婿，气走儿子”。

　　黄双月代表

　　药价畸高，药品销售代理商难辞其咎。必须加大对他们的监管力度，实行药品出厂价公开制度，斩断代理商和厂家、代理商和医院间的“黑色利益链”，真正把药价降下来，把那些黑心厂家、代理商和医院合伙从老百姓兜里骗来的钱还给老百姓。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委员

　　那么高收入的医院，占全国医院总数不会超过50家，拿那么高薪水的医生也不会超过全国所有医务人员的1％！将少数畸形发展的医院和人，作为全国普遍现象，并且归结为“看病贵”的起因和根源，我认为是在“强奸”全国95％以上的医务人员的现状！

　　文化·法制篇

　　包头市第七医院主任医师康交阳委员

　　现在公共媒介上铺天盖地的药品广告、医院广告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由于缺乏监管，这些医疗广告撑鼓了药厂、医院、媒介的腰包，唯独害苦了百姓，必须想办法治一治这个公害。

　　赵启正委员

　　中国无意强权，但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于魁智委员

　　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必须理顺政府管理程序，为办一个剧团、为一场演出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章，这样的‘婆婆妈妈’，必然会阻碍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代表

　　专业比热情重要，立场比专业更重要。君不见今天有很多学者，论专业有专业，论能力有能力，可是他们的专业和能力并没有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立场出了问题，一切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瞿世镜委员

　　在北京、上海欣赏一场交响乐或者歌剧，票价相当于教授月工资的1/10，而在欧洲相同等级的音乐会，票价只相当于教授月工资的1％。演出市场的这种高票价，太不正常！如果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才能看一场戏，怎能弘扬先进文化？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尚宇代表

　　个别领导干部对查处贿赂犯罪案件心存疑虑，怕影响稳定，怕影响发展，怕影响形象，怕挫伤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因而采取消极袒护的态度。实践证明，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

　　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委员

　　我国行政立法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地方行政与立法混同，立法成为政府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委员

　　郑州的一位法官，在审理一件经济纠纷时，依照国家颁布的种子法判案，而没有依照与国家种子法相抵触的省种子条例，结果遭到了当地人大常委会的罢免。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却得罪了当地，这就是我们目前法院管理体制所遭遇的最大尴尬。

　　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代表

　　一定要最大限度保护举报人的安全、全力杜绝打击报复证人现象，不能让举报人流汗又流泪。

　　新农村建设篇

　　山东省东营港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巴洪斌代表

　　新农村建设不能搞形式主义。新农村不光是兴建新村，更不是大拆大建；不能盲目攀比，搞层层验收和达标升级，更不能加重农民负担。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灯塔民族村党委书记刘荣喜代表

　　从根本上讲，要向小康社会迈进，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和城市比起来，农村的发展水平、生活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如果解决不好，矛盾会越来越多。

　　刘是龙委员

　　我最近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地方已经在落实新农村建设，但从一开始就念歪了“经”。新农村建设不能搞一阵风，也不能搞一个模式。要从自身实力出发，如果搞得民怨沸腾，就南辕北辙了。

　　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委书记李连成代表

　　一个村子的发展，关键在一个人身上，建设新农村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班子。大家一定要选出来一个称职的带头人，不选出来就应该绝不罢休。现在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缺干！

　　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委员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企望过高；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加快城市化进程。

　　河南省巩义市竹林镇赵明恩代表

　　饿着肚子跳芭蕾，结果只会越跳越饿。建设和谐新农村，首先是要治穷。现在国民经济是“一盘棋”，农村经济发展不起来，扯住的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