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以“反思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实

　　新京报：今年年初，您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写文章参与这场讨论。撰写这篇文章之初，您是否有所预料？

　　周瑞金：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事先还是没有料想到。我发现从2004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对改革中一些问题，大家意见比较大；甚至有一种以“反思改革”为名来否定改革的思潮。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所以才写这篇文章。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指向不是“反思改革”本身，而是借此来反驳否定改革的思潮？

　　周瑞金：是的。我当然不是说改革不要反思———毕竟，这篇文章也是反思改革的结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也都是反思改革的结果。所以我的文章意图并不是反对“反思改革”，也不是反对修正改革中的不足之处，而是主张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反思改革———也就是说不是停下步子来反思改革，而是一边改革一边反思，边改革边完善边前进。2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边反思边改革边前进的意思。

　　“摸着石头过河”仍是今后改革的整体方针

　　新京报：在将来的改革中，我们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周瑞金：从整体来讲，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遵循，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在实践中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讲，今后改革的整体方针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

　　新京报：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否也有一些不同？

　　周瑞金：当然。新世纪的“摸着石头过河”区别于以往，主要表现在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减少，自上而下的预先设计增多，将更多采取点上试验、面上推广的方式推进。但总方针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三次争论力推市场化改革进程

　　新京报：15年前，您曾用“皇甫平”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引起很大反响。现在这篇文章和当时的文章之间，有哪些历史联系？

　　周瑞金：联系历史来讲，改革的发展是两者的纽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发展并确立起来的。我同意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大争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是从1982年到1984年，一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统一了认识。这段时间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市场化的改革，应当是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的提出，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场争论就是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统一了大家的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提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展。后来，有人批判这句话，小平同志出来表态说，“十三大决议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看不出这个口号有什么错”。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1年春节，他到上海的讲话就更明确了。所以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主要是宣传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思想。

　　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这次争论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和15年前有很多不同。15年前的文章主要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展开。而现在这场争论主要表现出来的却是以民生问题为主，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市场化改革不够导致三大领域矛盾凸显

　　新京报：围绕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领域，争论很热烈。有人认为这三个领域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过于市场化造成的。您对此怎么看？

　　周瑞金：我的观点是，在这三大领域改革中，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从整体上看是市场化改革不够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过头的结果。

　　新京报：为什么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结论？

　　周瑞金：人们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对“市场化”的理解不同。我所理解的“市场化改革”是指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需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等广泛的不同层面来保证的。在反思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领域改革中存在的新矛盾、新问题之后，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起了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从而引发很多新矛盾、新问题。目前矛盾的焦点在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而不是市场化改革过分。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

　　新京报：怎么理解您谈到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

　　周瑞金：改革伊始，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国家以后，这个矛盾才会转化；但是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已经起了变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私人物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实现了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

　　从这个角度讲，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解决了。到了新世纪，由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主要从对私人物品消费的需求转到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

　　新京报：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提高了一个层次？

　　周瑞金：对呀，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引起的矛盾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即使是低收入人群，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也集中于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住房就要求更宽敞一些，有了小车就要求有停车场，出行坐火车或坐飞机要求更安全便捷，这样住行的问题也提升成为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品的供给从住行到了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还有环境保护等等。这都属于公共品的提供范畴。

　　新京报：这也就是您提出这个判断的依据？

　　周瑞金：是的。正是基于此，我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次争论就是因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从私人品的匮乏转变到了公共品供给不足和低效。因此当前这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政府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社会公共品不够的问题。

　　新京报：这种公共品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瑞金：伴随这么多年来经济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相比，你想我们的各级政府是否考虑要充分发展公共事业？它们对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价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等给予的关注是否足够？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追求GDP的增长，放在改造城市、建高楼大厦上。从乡村到镇，从县城到大城市，政府机关的办公楼总是盖得漂漂亮亮的；与此相对照，老百姓迫切要求解决的看病贵、上学难、住房贵等问题则考虑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