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青年怎么看？在交往中，他们如何对待中国人？本期“北大学子看世界”的几位学子大多去过日本。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真实的想法与见解。

　　于悦：中日两国青年交流非常频繁。我在日本学习时，日本财团提供高额奖学金，我不需要为生计外出打工，这使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初到日本时，我不会日语，不少日本青年自愿来教我，陪我练口语。学校还专门有职工负责留学生起居，时常带我们到日本各地旅游，还会请到家里，做许多好吃的。

　　冯全普：我曾在长野县饭山市的一个农村民宿，住在日本人家中。他们一家对我特别好，视若亲子，我也认女主人为“干妈”。邻居或朋友常送我东西，比如，自家地里产的黄瓜、茄子等。“干妈”的父亲曾是侵华日军，1943年曾侵入杭州，我曾感到很不舒服。日本青年很少在农村，都跑到城市去了。我离开时，乡亲们办了烤肉晚会送行。回国后，还有日本朋友寄来礼物，非常友善。

　　夏维勇：在日本，常有朋友请我到他家去，介绍父母和亲戚给我，逢年过节会邀请我吃饭，送我礼物。尽管他们全家政治观点偏左，反对右翼，但我们在交往中基本上不谈政治，都只是谈个人关系。

　　冯全普：的确，日本青年很愿意和中国人交流，也很友善。不过，似乎总有种强烈的距离感。在交往中，我们通常会有种默契，即对当前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以此维系双方的友谊。比如，有位交往甚密的朋友请我赏樱花。大家兴致很高，他就为我唱歌助兴，他唱带有尊崇天皇色彩的日本国歌《君之代》。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我也没说什么，就唱《义勇军进行曲》回赠。他知道那是中国国歌，但不带任何评价，接着赏花依旧。我的感觉是，这种沉默并非是好事，不利于作为群体的国家间交流。

　　对历史的固有认识很难改变

　　柯金花：我曾接触过日本一个对华友好的群体创价学会，他们大多数人都比较反对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没有道德没有常识的做法。但为何还选小泉？他们说，日本的经济发展需要小泉这样的人。其实，关于历史，只有那些和你交往甚密的日本青年才会与你交谈。他们坦言，日本教科书歪曲史实，但中国史书难道没有吗？他们对历史事实很模糊，不太相信日本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很多人还反问，日本人不也受到伤害了吗？比如，宫崎骏电影《再见萤火虫》就描述了二战末期，一户日本家庭父亲参军，母亲被炸死，兄妹死于非命的悲惨故事。

　　于悦：我曾与一位日本青年争执。他的辩驳可能很有典型性。他们很反对中国人经常把日德放在一起比，认为德国对犹太人屠杀是有意识、有组织的，而日本人从来没有想要把中国人杀尽，许多伤亡都只是战争行为。对于靖国神社问题，许多年轻人相信，按日本传统，他们的祖先死后会变成神，不管他们做过什么事情，他们死后日本人都会把他们当成神来拜祭，和战争、战犯无关。这是日本文化传统，需要其他国家理解。有些日本青年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在二战中遭受过美国空袭和原子弹轰炸，日本人从不记恨美国人，那中国为何不能这样呢？这些历史观，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还有个例子，在日本天皇生日聚会现场，老人比较多，青年却较少。有日本学生告诉我，天皇就是个老大爷，接着就不说了。可见，日本青年的历史观是简单的。

　　冯全普：许多日本青年不爱学历史，思维呈直线型，当然容易走极端。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首先来源于教科书。日本扶桑社的右翼历史教科书，虽只有不到1%的学生在使用。但是，扶桑社有钱，教科书更新快，有大量应试材料的总结，很受青年学生喜欢，许多参加大学考试的青年学生都会去买。所以，潜移默化中的影响非常大。再就是受媒体影响，日本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多，经常骂中国。所以，日本青年并没有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长此以往，他们就只知道发动过战争，但对谁是谁非不置可否。我有个外务省的朋友，每次与他谈历史，他都只说，那都会过去的。

　　夏维勇：其实，两国学生对战争本身的共同认识是有的。但深入讨论后发觉，两国青年都是从本国宣传和受教育的背景出发，阐述自己的历史观。

　　日本青年的兴奋点不在中国

　　冯全普：很少遇到日本青年当面指责中国。许多青年会把中国视为机会，而非威胁。比如，我一位30岁出头的朋友是大超市课长，中国的发展给他提供许多机会。不过，对于中国，日本青年的态度有两大特征，一是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普通国家，兴奋点不在中国，而在欧美等西方强国。这可能与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偏见有关，比如有朋友竟怀疑中国人会不会用数码相机。二是很少谈中日关系，更关心个人权利。比如，他们不在乎石原慎太郎等右翼的反华厥词，只要右翼能维护其权利即可。

　　柯金花：前段时间，日本一所普通地方院校学生到北大来交流。我是较能调动气氛的人，但当时来交流的学生却漠然。后来想想，日本青年也分为精英和非精英，后者通常都比较关注自己，没有国家感，和他们交流，他们会觉得日本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上了轨道，除了美国，没有国家比他们更好，在国家发展上无需个人操心，人生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在生活上，他们发觉自己在日本家境一般，但比起中国却要好一些。从这点看，日本青年的确很少关心政治，不像我们那样常常在校园里评说天下。

　　于悦：许多日本青年来中国前印象挺好，但来中国后，发现飞机晚点，航空公司不赔偿损失，旅行社麻烦很多，超市要存包等等，对中国的印象就大打折扣。

　　冯全普：青年人是日本国内思想最活跃、对时代感知最迅速的。在当前中日关系背景下，日本年轻人对中国印象不好是正常的。这和整个社会对中国的印象有关，但某种程度上，也与他们在中国不良际遇有关。

　　日本学生大多有特长

　　柯金花：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日本青年都有一两项特长。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其貌不扬，学习也很普通。但是，交往后才知道，他在学校里吹了11年小号，后来在中学里又去橄榄球队，还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他的书法很差，到大学里才开始练书法，几年后，就小有名气，成为大学书法学生代表来华访问。这与家庭教育有关，但更与大学社团活动相关。我们许多学生社团都只有形式，没有实质。而日本则不同，每个社团都有教练，专门负责培训。现在，两国大学教育的硬件可能相差不多，但软件差别却很大。

　　冯全普：日本每个领域都有一个精英圈子，他们非常努力和敬业，而且互相提携。每个人都像螺丝钉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日本青年承诺的事情一般都能做到，而且他们有很强的公益心，比如，每一座留学生楼都有数位志愿者，协助管理人员组织留学生的活动，帮助外国家属，工作一丝不苟，比如，擦海报栏，搬桌子等等，事情虽小，却细致入微，很让人感动。

　　向真：我曾与日本一些名牌大学学生交往，印象中日本青年英语很糟糕，但接触后发现，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都去美国交流一两年，英语比中国学生熟练。在一次中日韩三国学生合作完成项目过程中，我感觉日本学生非常务实，非常严谨和刻苦。在休息的时间，我可能上网与国内的同学通信，韩国学生就与同伴出去玩，而日本的学生一直在网上查阅资料，打印材料，精神高度紧张。在活动中，日本大学生的经费通常是自筹，有的是通过打电话寻求企业赞助，有些大学生甚至通过自己在企业打工，让老板把自己的工资作为赞助投入活动中来。活动中有很多大学低年级的志愿者，为这次活动提供服务，他们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个人都特别卖力，毫无怨言。我一直感觉，日本这个民族有很强的上进心，工作投入，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夏维勇、于悦、冯全普为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向真、柯金花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本次座谈由郭凡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