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
每个人都有一种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更热衷于追求他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与一个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审美态度有关,对于文人来说,生活方式特别是对居住环境的刻意追寻,也是他们寻求写作最佳状态的方式。 文学的艺术创造与艺术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关系。陶渊明因性情原因不愿为官而归于田园,只有居于田园,他才感到心灵的畅快,也才能写出那些境界高远的隐逸诗、田园诗。王维的隐居终南,居于辋川,是对生活环境的一种刻意选择,也是对生活方式的刻意选择。惟此,他也才有不同于他人的生命体验、生活感悟和美的发现,也才有王维之为王维的诗与文。
柳青在长安农村14年,生活、学习、写作,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刻意选择。这种选择,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人生意义和艺术目标同时进行深刻思谋后的刻意选择。这是一种有恒心、有毅力也很远大的人生和艺术的双重选择。解放后,当年在延安的一大批文化人,或去北京,或留西安,几乎都居于大城市,而柳青却于1952年5月从北京回到西安,同年9月即同长安县委工作组一起深入农村,参加基层互助组的整顿工作。9月13日,柳青这样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同年底,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选择,他决定把皇甫作为生活根据地。柳青初到长安时担任的是县委副书记,次年即1953年初,他就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只保留县委委员,并移住皇甫村西的常宁宫,便于在这里深入体验生活。到皇甫不久,他妻子马葳也去了,先在当地工作,后来把编制放在作协西安分会,干脆不领国家工资,一心在家里帮助柳青工作。1955年春,柳青通过组织,用西安一处房子换下了西北军区所属的皇甫村的一座庙宇中宫寺,安下了自己的家。一直住到1967年1月1日,一伙人闯进中宫寺,柳青的家几乎被洗劫一空。柳青被揪到西安市,关进“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为止。寻找一个生活根据地,扎下根来;决心终生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观察体验他们的同时也是自己的生活,这是柳青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在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中,应该说是别具一格的典范。
柳青在皇甫,一方面生活、学习和写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当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而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旁观这个运动。深刻地参与,细致地观察,用心地体验,长远地思考,把自己的生命融进农民、农村、农业这个关乎国之根本的社会主体之中,好比是在恋爱中描写恋爱,因而他的艺术表现就有一种深挚的力量。1962年,皇甫公社由于饲养管理不善,各生产队普遍发生牲口死亡现象。柳青停止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与公社干部一起,检查全公社各生产队的饲养室,和饲养员一起座谈,最后由柳青执笔,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交全社饲养员和干部、群众讨论后油印下发。后来长安县政府还印成插图小册子,发给全县的饲养员。胡采为此写了评论,称赞这是“一种关怀群众的精神,一种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认为柳青“在农村,没有浮在生活之外和生活之上,而是深深置身于生活之中,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以自己的切身行动,和人民一道,和革命干部一道,扛生活的担子,扛革命的担子。”(《读柳青编〈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有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生活方式的正确选择,并沉潜于生活之中,使柳青的创作取得了丰收。
1957年,写完《创业史》第一部第二稿后,柳青谈自己的体会说:“终生和群众在一起的决心更坚定了。我将死在农村,埋在生前和我在一起的群众的坟墓里。过去有人怀疑我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做法,现在许多人都走这条路了。这是一条非常结实的路子……我获得了一个新的概念:在群众中生活、创作、政治艺术学习,三者扭成一股,没有搞不好的!过去有人说脱离集体,我心里总是不服。我有点脱离作家协会的集体,而不脱离社会主义事业的集体。”他还给自己订出了这样四条规划:“一、终生在农村群众中生活、工作、学习。二、把一个一百万字以上的关于合作化历史的小说写出来。三、在哮喘和风湿病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参加集体劳动。四、生活上不计较任何待遇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入生活其实就是反对文学上的急功近利。文学创作特别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创作,往往是一个作家文、史、哲各方面修养和积累的综合表现,特别需要作家生活上的积累、思想上的沉潜和艺术上的反复涵咏。柳青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作家“要把60年作为一个单元”。这种对待文学的态度,对当下文坛的浮躁写作风气确实不无警示作用。
对自己选择的扎根农村的生活方式,柳青一方面是不悔,1961年,柳青在皇甫村写了《三愿》一文,表示:永远不脱离人民,永远不脱离生活和永远脚踏实地、辛勤创作;另一方面也有他清醒的认识。1965年,柳青说:“我的生活方式不是惟一正确的方式。作家生活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的生活方式也不是错误的方式。它是惟一适合我这个具体人的生活方式。我走过的道路,我的写作计划,我的身体和家庭条件……等等,我都经过长期反复仔细的考虑。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一方面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怀疑面前绝不动摇,以免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坚决不宣传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拒绝《人民画报》和新华社的拍照,以免经验不足的青年作家同志机械地效仿。当然,在坚持这种生活方式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克服困难的时候,我感觉到过吃力。但在困难克服以后,我觉得不值得一提了,心情反而更加愉快了。”
柳青的生活方式,对后来的一些作家曾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为了准确描写和把握孙少平的矿工生活及其性格特征,就曾数月深入到铜川煤矿体验生活;陈忠实写农村,也长年住在农村老家。但是,现在作家对这种生活方式欣赏和学习的已不多了。尽管现在也有人到某个农村挂职,但多是“浮在生活之外和生活之上”,能做到柳青那样,真正地把生命融入农村的生活,却是稀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