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正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和市政府法制办机关网站公布精神卫生条例草案，征求民意。3月17日，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表示，今后所有法规规章草案均通过向社会公布等方式听取社会意见；在总结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使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制度化、规范化。（昨日《新京报》）向社会公布立法草案，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在北京并非首次，在全国也不是首次。仅去年一年，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就在网站上公布了15项法规规章草案，共有2812人次通过电子网络对它们提出意见。

　　而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后，短短40天内，相关部门就收到公众的11543件意见。这说明，对参与立法，公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之所以如此，当然主要是因为立法活动往往涉及公众自身利益，而参与其中有利于权利的提前防卫。

　　对国家及其相关部门的立法活动，人们强调的往往是公众对立法活动的监督，以免它可能损害公众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讲，呼吁立法公开，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保障公众公开地、自由地发表意见，其最重要的目标指向，就是使立法者了解民情，进而做出恰当的选择。其实，这还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公开立法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公众通过参与立法，全面、深入、细致、理性了解相关法律内容，因而它同时又是一个极佳的普法渠道。

　　在这方面，最典型、也相当成功的，莫过于北京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改限”的实施。而它之所以能取得受到各方基本认可的良好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禁改限”的立法过程中，相关部门通过社会问卷调查、召开基层群众座谈会、网上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了公众对燃放烟花爆竹的认识和意见。在“禁改限”的立法工作完成、并且正式颁布实施成法之后，公众因为早已全面、深入、细致、理性地了解了，执行起来自然就容易得多。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立法公开后，各方利益必然呈现于阳光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类似“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或许能够得到有效遏止。不过，鉴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为防止有关立法部门打着“公开立法”之旗，却行“暗中立法”之实，使听取意见流于形式，就需要从两个方面下工夫，其一是建立意见回复制度，其二是建立听取和采纳意见的说明制度。

　　公开立法的过程，正是利益各方博弈的过程。此时，公众对立法部门提出的意见，是否能够得到及时、严肃、负责的信息反馈，十分关键。因此，意见回复的制度化、听取和采纳意见的说明制度化，对公开立法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也做了认真考虑，这是令人高兴的。而接下来，立法部门所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尽可能多的形式，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最广泛、最有效、最彻底地听取公众意见，保证立法在最大范围内的公开。

　　如今，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已经强调“今后所有法规规章草案均通过向社会公布等方式向社会听取意见”，那么，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作为一名市民，笔者期待除了当前已经有的公开征集意见的途径和办法，有关部门还需要努力寻求更多、更方便于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既使公开立法富有成效，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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