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克亮

　　3月19下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第五单元关于“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主体部分的发言似乎有些“平淡无奇”，但当该单元进入作为尾声的讨论环节后，一场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好戏”让春困浓郁的来宾倦意顿消。

　　林毅夫一“难”楼继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首先就“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向刚刚作完主题发言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请教”：“在（经合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约翰斯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伯斯金先生的谈话当中，强调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应该统一。但我在国内许多地方调查时，听到基层政府有很多抱怨。从1994年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后，各级政府基本上都把财权往上收，但对事权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这种情况造成中央政府日子相当好过，省政府和地市一级也不错，但县一级的财政则非常困难，近几年经常有所谓一些公共服务项目是‘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付账’的说法，造成很多地方财政赤字，不少地方呼吁进行第二次财政体制改革。那么，对统一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目前财政部或国家有关部门是怎么思考的？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准备出台？”

　　在一句“林毅夫总是说得很尖锐”的调侃之后，楼继伟对“怎么定义财权和事权统一”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事权是各级政府的功能，财权如果认为是征税权，或者指哪些收入直接属于哪级政府，我这样看，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是个错误的概念。因为税收如何在不同政府之间分配，不是根据财权，也不是根据功能，而是根据税收本身的特征。那些税金流动性强的税收，不能够放在低层政府，比如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它不能放在地方政府。那些税金不流动，基本留在当地的税收，比如物业税、财产税，应当放在地方政府。这是第一个原则，即流动性强的要放在中央。”

　　楼继伟接着阐述“第二个原则”：“各地方的征税权或税收的归属应该统一。比如增值税，一些地方分到25％，一些地方分到50％，那就会出现通过恶性降税竞争来分配资源的现象，这样分完之后，它和各地方政府履行功能所需要的开支是对不上的。因为两者不是一个原则，需要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来弥补这个缺口，这是一般国家的做法。第二个做法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得那些公共服务能力比较差的地区的人口流向好的地区，从而实现社会均衡。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采取了措施。我建议您看一下最近中央提出的一些说法。就是事权和财税的体制相对应，而不是和财权相对应。因此，我们还要坚持目前的方向，推出一些税收改革措施。比如推出物业税，物业税从特征上看是地方政府的收入。

　　楼继伟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别非常大的国家，上级政府集中的财力比较多，然后转移支付给下级政府，这样的格局不应该改变。当然，各级政府都要负好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上级对下级政府不负责任。”

　　张维迎二“难”楼继伟

　　和林毅夫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紧接着向楼继伟提出了“有关教育经费”的问题：“最近我们看到财政部和教育部有关教育‘乱收费’问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财政部的人说教育乱收费不是由于教育投资不足。但高校过去几年招生增加得非常快，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例和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在下降，去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下降到3％以下，而按照上一届政府的说法，教育经费一定要占到ＧＤＰ的4％。我们高校感觉教育经费是非常紧张的，大学生数量增加非常快，教育成本增加非常快。如果教育经费不增长，就不可能雇到人才，特别是海外人才。财政部对未来教育经费的增长还有些什么说法？我不知道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能达到4％的水准？”

　　楼继伟答复：“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教育经费总量及其在不同教育阶段的资金分配问题。第二个是如何使得这些资金分配更有效率。”

　　楼继伟首先解释第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不高、不足，但是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教育经费中用于高校的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特别是北大、清华用得太多。而义务教育更加有公共性，教育经费却用得比较少。所以，如果高校提出来什么时候给他们增加经费，我说过，我们今年解决西部的义务教育，明年解决中部的义务教育，今后给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范围还要扩大、水平还要提高。所以，想靠国家给大学更多的钱，我想你可能等得时间比较长，一时半会没戏！”

　　楼继伟接着阐释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增加教育支出，但是按照目前职能划分，无论是农村义务教育还是城市义务教育，主要将义务教育放在地方。中央要给予帮助，我们希望全国的财政都要调整结构，同时增加教育开支，但谁让出那个比例呢？这是我很困扰的问题。”

　　教授、部长热议“教育支出的公平与效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就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指出了“两条路”：“一条路是国家不能给学校提供经费的话，就应该允许高校把学费这一块放开。我们现在有四万多亿的存款，实际上现在有相当一批居民可以承担一部分高学费；对承担不起的，我们已经推出教育贷款。刘遵义教授提的建议非常好，我们国家还有很多部门，不仅仅是农村学校，都需要大学毕业生去，我们完全可以让毕业生去进行三年公共服务，这样也许可以把他的贷款以某种方式减免。”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关于教育经费支出的总量，有一个各种公共职能彼此协调的问题，在彼此协调的过程当中，教育投入总量需达到多大程度，要有统筹安排。4％这样一个目标把教育支出和ＧＤＰ增长简单绑在一起，而政府职能是多方面的。第二个支出结构问题，现在，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日渐突出，恐怕今后要更多考虑基础教育的问题。关于收费问题，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不是财政投入问题，而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比较僵化。”

　　楼继伟表示：“增加一些私立大学，教育贷款，甚至提供一些服务以增加收费，都是可行的办法。因为大学是个‘准公共产品’，并不完全是公共性的。”

　　楼继伟最后特别提到“政府教育支出的效率”问题。他说：“目前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而就业最好的是那些过去叫‘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应该分层次，不能够都去办大学。我现在最担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充实那些‘乡镇卫生院’，谁去呢？有医生去吗？原来的那些卫生学校都没有了，千方百计都变成五年、七年制的大学。乡土医生在哪里呢？都说给教育的钱不足，你为什么不断扩招？而社会并不需要那些人，社会需要的人才却没人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