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3月20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发表题为《我们支持吕副‘总统’续查‘三.一九枪击案的建议》的社论说，吕秀莲日前公开建议新任“检察总长”依法继续侦查“三.一九枪击事件”，以求避免冤错案，也调查有无共犯，并且追求人权终极正义的实现。身为“三.一九枪击事件”的被害人，吕秀莲说出“三.一九枪击案”结案报告对她不具说服力的真心话，引起广泛的共鸣；因此响应吕秀莲的主张，认为重新侦查“三.一九枪击案”确有必要，至少也该还给陈义雄家属一个公道。

　　社论指出，“三.一九枪击案”应该续行侦查，有多重的道理存在。从法律的层面说，对陈义雄做成不起诉处分，本应是因为他已死亡的缘故，而不在于他已经被认定为凶手。检方在不起诉处分书中做出实质认定陈义雄就是犯案的凶手，凭之结案，是个明显的错误。为什么这个实质认定不具有说服力？道理很简单，证据不够！检警凭以结案所掌握的证据，要枪无枪，问人人亡，既无现场目击开枪的证人，也无任何具体而直接的证据。从李昌钰博士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指明以犯案者使用的枪械弹药不具强力杀伤作用来看，应该完全排除政治性的刺杀可能，而拿着陈义雄在电视扣应节目中表达反对政府的言论来看，也无法完全解释他为何犯下此案的动机。

　　社论认为，这也就是说，专案小组所搜集到的证据，人证缺乏，物证不足，连动机也无，主要是一堆传闻证据、推测之词，充其量只能说是建立了陈义雄有可能是凶手的嫌疑，距离能说陈义雄就是凶手的地步，其实极为遥远。套用法律术语，现有的证据能否达到可以起诉的证据程度都有可疑，遑论要说能够达到定罪所需的超越合理怀疑的水准？专案小组将一种薄弱的“可能性”与“绝对就是”划上等号，正是吕秀莲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理智清明的台湾人都无法接受的原因。

　　社论表示，坦率的说，用既有的证据宣告结案，根本就是一项错误。检警如果强调需要新证据才能重开调查，其实就是拒绝承认错误，自欺欺人的以为真相已经查清而已。只要肯于承认错误，哪里需要新的事证才能重开调查？检察官不是法院，不起诉处分书中以为陈义雄就是凶手的实质认定并不是确定判决。续开调查以还原案件真相，还给陈义雄及其家属一个公道，只是为与不为，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三.一九枪击案”的真相未明，不是专案小组用“拼出性命不要，也不在乎升官”的说词就可以否定的。不肯续行调查，不过就是不肯承认错误罢了。

　　社论分析指出，从政治层面上说，检警专案小组拿着一个已死的陈义雄，一心一意建立他有犯案的可能性，然后又一厢情愿着把一种“可能性”说成“百分之百的绝对”，以求结案，辛苦则的确辛苦，但是太不寻常。偏偏这样的行为却明显地受到执政者的鼓励与支持；专案小组论功行赏，升官获奖，都是事实。“执政者”虽然就是“三.一九枪击案”的受害者，但也因“三.一九枪击案”而成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受益者。以执政团队最不缺乏的法律知识言之，专案小组以如此不具证据说服力的方式不明不白地结案，足以交差，还能叙奖，怎无蹊跷？最明白不过的现象，则是同案被害人吕秀莲的反应了。吕秀莲始终不能接受专案小组的结案报告，与陈水扁保持缄默，对于专案小组不合情理的表现，不置一句怀疑之词相较，正好构成一种极其耐人寻味的对照。

　　从人权保障的层面说，把一个有可能涉案的陈义雄硬是说成绝对就是真的，也相当的有争议。不能因为陈义雄已身故，无从反驳，就可算数；此中同时也牵涉到陈义雄家人的感受与声誉，而从陈义雄遗孀子女连日以来的公开说明，还有专案小组使用牵强薄弱、避重就轻的遁词辩解，都可让外界看出专案小组得出陈义雄就是凶手结论的侦办过程，充满了法律程序的瑕疪与证据法则上的贫弱无力。更要不得的是，不遵守法律正当程序的侦查，不仅触犯了法律，也侵犯了人权。使用违法且侵犯人权的侦查手段所推导的真相，不是可靠可信的真相。如果是为了政治考量、为了维持政权而选择将陈义雄认定为真正的凶手而结案，那更是基于政治目的牺牲人权，绝不可取。

　　社论总结说，基于以上所述的多重理由，不论从法律程序、政治正当性或人权保障哪一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吕秀莲主张应该续开侦查，都应该予以支持。无论是由即将到任的“检察总长”透过特侦组展开调查，或是由“立法院”依据“大法官解释”成立第二届真调会来做，都是可以接受的途径。执法者拒绝重开调查，继续死守即使失去公信力也完全不具说服力的结案报告，只会让执政地位的正当性崩溃永远被质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