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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陶 发自上海
阎云翔，1954年生。1971年奔赴黑龙江双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一群青年男女有说有笑，看他一眼，递过来一个火烧（烧饼）。男孩饿得不行，他觉得他的胃像个大袋子，怎么也探不到底。犹豫了一下，他没有伸手去接。那一年，阎云翔17岁，口袋里4元8角钱，告别父母弟妹，从山东农村独闯关东，为了逃离饥饿。
2006年3月，阎云翔还是没能忘掉那个眼神。他也许读懂了那里面蕴含的对一个小叫化并不特别过分的轻慢，也许误读了，但他确实为那种优越态度所伤，所以不领受，在还没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和阐释“人的尊严”之前。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一刻去接了，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下一次，我会接过别的什么。再下一次，为了达到目的，我会不要尊严。人的尊严是很脆弱的。一旦没有尊严，就不再有禁忌。”
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3年，其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推出中文版，龚小夏译，后文简称《变革》）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
这个村庄，就是17岁的阎云翔即将奔赴并被收留、务农7年的下岬村，位于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50公里的双城县内。
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
但不好消化
严格地说，阎云翔不是知青，而是1966年“文革”发动之初被遣返原籍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属。他父亲原在北京开一爿窗帘店，雇了4个伙计，初划为“小业主”，后来大概为了凑数升级为“资本家”。一家6口，被红卫兵一路押到老家、山东德州地区的临邑县。但他后来的命运，跟知青类似。
我那时小学五年级，对城乡差别并不敏感，因为读过邢燕子下乡的事迹，对农村还很向往。只是几个月后，才感觉到受歧视、生活艰苦，而且到农村以后我就没再上过学。当地人并不懂什么叫“资本家”，就把我们当地主成份对待了。
开始拾柴、割草，两年后当了羊倌，放了好几年。最深的印象是饥饿。有天晚上干完活回家，母亲对我们说，赶紧去睡觉吧，因为晚上没吃的，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从1968年到1970年，因为旱灾，连年歉收，每口人全年分到的毛粮（带壳的）只有71斤。持续吃不饱带来两个感觉，一是胃永远是空的，二是恐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下一顿。
我们家没吃过棉絮，但吃过谷糠、树皮、麦麸子，还把玉米换成地瓜干，可以吃更长的时间。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但不好消化，容易引起便秘。
15年之后，阎云翔在哈佛大学读到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长期食用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人的基因会发生相应变化，它会使人的肠子更趋长，像牛羊一般，使得食物在体内停留更长的时间，同时吸收器官尽可能努力工作。
与其饿死，不如拼出一条生路来。我偷着跑的，2毛钱站台票就上了火车，心虚，躲来躲去。无票乘车，路上被收容了两次。收容所里要押着去干活，新来的人还要挨着尿桶睡，但我很高兴，因为那种红高粱饭可以随便吃，我想，走到哪里不是吃饭啊。在收容所，还听到林彪坠机事件。
后来我想，那种盲流心里受伤害却无处诉说的委屈，跟今天的农民工是相似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认定自己是非法的，所以恐惧，而今天的农民工认为诸多伤害是不合理的。
在下岬村，村民为是否收留一个外省青年发生激烈争吵，但最终留下了他。那个村子，成了他17－24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嵌入式生活、成长的最好纪念。
我体力不好，干活总是最差劲的那一个，这对我自信心打击很大。但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的年轻男子总能赢得村里姑娘比较多一点的青睐。我后来懂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是深入每一个阶层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莫名其妙。
即使在那么贫困偏远的地方，爱情也是有的，它的程度体现在双方的珍视。只不过表达方式不是一粒钻戒，也许是把一只煮熟的鸡蛋推来推去。没有结果，因为我给不起彩礼——当地农村婚俗的一个重要部分。
7年里，所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都跟他无缘。他考过民办教员或代课老师，总是考得最好的那一个；他回答征兵问题时也表现得最好，可总是被更有关系的人挤掉了。他失望，好多次，但那是因为自己有缺陷：出身不好。所以这一切又变得似乎合理起来，也没有想清楚的可能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第一不相信以我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能考上，第二不信考上还能被录取。但后来看到真有人考上回城了，才开始破釜沉舟复习功课。整整6个月，我都没有下地干活儿，生产队长虎着脸说，秋后不给你分粮。我心说到那时我就走了。
复习功课不会比下地干活更苦。死记硬背的应试制度帮了大忙，除了数学。我是真花了近5个月时间去学习数学的，从分数到解析几何，每天做题几百道，还去当地中学请老师给改。其余四科都是有复习材料的，只要照着题背答案就行，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不懂意思不要紧。我那时候记忆力真好，进了考场就是写答案。开玩笑说过，我晚生了一百年，要赶上考八股文那会儿，肯定中个举人什么的。
当时有10个志愿可填，最高填了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最低填了双城县师范学校，这个范围大到我有信心能走成。哦，对了，填中文系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其它系是做什么的。
去哈佛读博士，
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阎云翔说，感激刘苏里看得那么透。
这种内在逻辑投映在命运的诸多细节里，足以建立出一套秩序来。东北冬天都穿棉裤，裤腰大，时不时提一下裤子是下岬村人的习惯动作；还有棉帽，进屋就脱下来，挟在胳肢窝里。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开班会，阎云翔就是这样出场的：提了一下裤子，把帽子取下来，挟在胳肢窝里。
从那以后，阎云翔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也是非常清晰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很难互通，很难相互理解，譬如那两个小动作。当他脱离一个阶层、一步步走向更高阶层时，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层际差别和每一步潜藏着的代价。
本科毕业以后，研究生阶段有两个方向，要么研究文学史，要么研究作家作品。可我觉得都隔了一层，抽离了生活，没什么意思，于是选了民俗学。
留校工作一年半，完了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当时张光直先生给了我很多指点，并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东亚研究所继续传统人文研究，要么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人类学。我选了后一个。我就想找一个学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到哈佛是1986年，刚去时什么也听不懂，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在课上睡着了，经常需要用力掐自己的大腿或在脑门上抹风油精。我的英语学习真是漫长曲折。后来读写没问题，听说很差，很长时间是“哑巴英语”。
1987－1988年，我开始构思一部中国乡村作品并进行了理论预设，就想在一个村落里探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人格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这件事和有关“做人”的种种道理和行为方式。
重返下放的村庄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此前，依据人类学训练，他没有选择熟悉的村庄，但跑了10来个村子，包括山东临邑县，就是“没那个感觉”。这一次的选择，感情因素超过了技术因素。
下了长途车，下岬村没设站，得走去。一位中年妇女认出他来：“这不是小阎嘛！”依然清瘦的“小阎”跟她一起步行回村。“在外面是不是很辛苦啊？”一路上都有人问。此后3天，村里人主要的议题是：小阎他，是变了还是没变？
结论是我基本没变。我想他们是指交流方式没变，话语没变。下岬村人有句话：你心里有啥，我心里有啥。你在研究他们，人家也在研究你，老百姓时时刻刻在作评价的。关键一点，你能不能保持本色。真诚是互惠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环境接受提问，和他在家里、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回答问题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火车上跟人聊天，对方一说“你知道吗……”，往往他的真实感受就出来了。所以我不会坐在村民对面，拿个录音机做访谈。这也是实验心理学受批评的原因。
我跟他们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聊家长里短，就是他们遇到的事儿、我遇到的事儿，我们分别怎么处理的，等等。生活就是这些琐事细节组成的。后来发现下岬村有保存礼单的习俗，就选了礼物交换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入点，但好把握的。
这是阎云翔第一本令人瞩目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它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村庄的老百姓通过循环往复的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
1977年，这个村还没有电视机，我跟村人走了5里地，到另外一个村子看到了第一台9寸的电视。现在家家有，有的不止一台，它是彩礼的一部分。以前彩礼都给父母，现在有的直接给女孩，更多的“干折”成现金，女孩拿去一般做生意，或者存起来，因为结婚后马上就要分家成立小家庭。财礼内容有延续也有更新，但最大的变化是年轻人通过高额彩礼向父母索取更多的钱财，为的是实现他们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彩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迁。
跟踪调查15年后，有了《变革》一书。借用刘苏里的概括：“这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对赡养老人的细节关注，对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文如其人。
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
我一直试着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做人”这个大题目，比方说，怎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样”？说到底，这就是“人的尊严问题”，也是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有笑贫不笑娼的趋向？为什么大家都要被迫学英语？为什么低保户每月要借钱给孩子请家教？在赢者通吃、竞争残酷的社会里，缺乏资源、身处底层的普通人如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有钱就可以换来社会承认，而社会承认可以和人的尊严不挂钩，那“做人”的道理和行为就会彻底改变，后果堪忧。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或得到社会承认，相当多的人可以用丧失尊严来交换，而人的自尊是与人的自律紧密相连的……所以，丧失或被摧毁的人的尊严，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当然这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转折。在山东老家，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城里被各种方式驱赶到农村的人，但好像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这是我的幸运。这段经历让人坚强，能比较轻松地应对后来的不顺利，那种情况都过来了嘛。
认同了美国价值观
阎云翔赴美后一直在校园里，生活简单，专攻学术。显然，念书做学问比干活更适合他。在美国11年后（1997年）才拿绿卡，因为他一直想回中国。1993年他在哈佛读完博士后，自动放弃了拿绿卡的机会，转而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这是他导师不理解却因此欣赏他的一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花了差不多12年时间拿到终身教职。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是认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典型的平面社会，没有等级传统，“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此重要，这是所有人在口头上不敢挑战的，“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在此地是不需要讨论的；此外，他不需要做任何违心的事、说任何违心的话。
以前有个记者问我是不是经常泡酒吧，跟美国人打成一片，英语才快速提高的。我说我几乎从不去那儿。我开始很不喜欢那种美式“社交”，一个Party，把你好我好那套客气话对16个人说16遍，就结束了。加上我不懂体育，也不了解当地通俗文化，什么话题都扯不上。现在好些了，我有了条狗，至少可以聊宠物了。
美国大学里很忙，越是资深的教授，越要上本科生大课，比如我上250人的人类学导论，每年要教4-5门课，剩下50%时间做研究，还有社区建设这些公共服务。工作量大，必须很用功，好在没有人际关系上的应酬，可以从时间上扳回来。我现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原来天天都在办公室。最新调查，美国人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也是对“工作对人生意义最重要”认同度最高的；认同度最低的是法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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