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国际外交界盛传，在杜勒斯和周恩来首次发言的这天，他们两人不仅在会议上激烈交锋，会场外甚至发生了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

　　美方关于此事的记载美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大权之所在》一书的204页上这样写道：

　　就在关于朝鲜问题的第一次会议（1954年4月27日下午——原文如此，此系美国东部时间，与日内瓦时间有一天的时差——本书作者注）间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它在此后多年一直困扰着美中关系。那天，杜勒斯走进了万国宫的休息室，正巧周恩来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进来，周恩来从屋子那边走来，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当时我正站在杜勒斯身边，一开始，杜勒斯没有发现周恩来，待到看见的时候周恩来已经走近了。杜勒斯看了一眼旁边那些正等着拍摄这个带有和解象征意义照片的摄影记者们，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我总觉得，杜勒斯这种显然经过了考虑的粗鲁行为与他的习惯做法是矛盾的。但是他确实考虑了，一旦这样一张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以及会对国会强硬分子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对美国国内政治确实敏感，导致杜勒斯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举措。周恩来从没有忘记此事，他经常向来访者提及，由此给人一种受到了伤害的印象。

　　在此后的岁月里，约翰逊与国务院同事们多次肯定地提及此事。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肯定地加以叙述，并对王炳南否认此事表示费解。受他的影响，在尼克松政府时期跟随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委员会成员约翰·霍尔德里奇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对于这件事，中国人显然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因为后来亨利·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黄华还向他提起了这件事。”

　　中方几位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当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担任新闻发言人黄华的助手，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专就此事对本书作者说，他没有在现场看到人们传说的“握手”，但事后听到传言甚多。李慎之认为，如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与周恩来迎面相遇，以周恩来的胆识和礼仪，他先一步伸出手准备与杜勒斯握手，是完全可能的。

　　李慎之指出，至于周恩来是不是将手伸向了杜勒斯还有一个美国人的判断问题。周恩来在延安曾坠马受伤，右臂骨折，治疗未能完全恢复，导致右臂不能伸直，所以他的右手总是弯持在腰际。对周恩来不太熟悉的人，容易将他的右手姿态看成准备伸手与对方相握。

　　当年周恩来的几位重要助手，基本上都否认杜勒斯曾与周恩来在万国宫内迎面相遇的可能。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的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于1985年出版，作者在书中写道：

　　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整个会议期间，我始终在周总理左右。开会时，每次都是我陪着周总理进入会场。事先我对于从哪个门进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很清楚。我在前引路，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跟着我一直进入我们的座位。会场座位是按每个国家的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ＣＨＩＮＡ，Ｃ在前，美国ＵＳＡ，Ｕ排在后，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距离我们很远。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无论从客观到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

　　王炳南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尚不清楚王炳南的说明是否就是针对约翰逊的回忆而言。如果说还有一些余地的话，就可能在于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已有30年过去，许多记忆被时间的潮水冲刷得渐渐淡去。此外他关于周恩来是否存在上前握手的动机这一点仍可讨论，因为王炳南本人在同一本回忆录中紧接着写道：

　　当然在敌对的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能握手。我想起以前曾为此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美国驻丹麦武官在一个军事俱乐部里喝酒，他主动走过来要和我们的武官握手，当场遭到拒绝，弄得主人很尴尬，美国人也下不了台。这件事汇报到外交部，是我亲自处理的。后来，部领导研究请示了总理后规定，今后我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要这样生硬，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如此说来，在“握手”问题上，倒是中国方面曾拒绝在先，因而去日内瓦时作了预案。

　　握手风波的历史意义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后来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同意王炳南的说法。他在1997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传闻》的文章，回忆说：4月26日下午日内瓦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后，艾登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这时，莫洛托夫把身边的周恩来介绍给艾登，艾登马上把手伸给周恩来，两位外长很热烈地握了手。

　　这天会后，英国代表团成员、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代办杜维廉找到他的熟人、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杜维廉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介绍杜勒斯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恩来总理同意，艾登再派人征询杜勒斯的意见。

　　宦乡即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答复说，他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他愿意经艾登先生的介绍，与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周恩来有意在日内瓦打开对美关系的僵持局面。如果杜勒斯接受这个建议，中美关系的篇章中有许多页将不是后来的样子。

　　可是，杜维廉在第二天上午找到宦乡说，杜勒斯先生已经表态，他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熊向晖回忆说：“有没有周恩来与杜勒斯在会议期间碰面，周恩来主动伸出手来，而被杜勒斯拒绝的情况呢？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李越然也向本书作者指出，当时并没有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情发生。

　　然而，对这件事的叙述或转述却出现在大量的外交史著作中，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引人注目的事件。周恩来本人在同外宾谈话中多次谈及此事，甚至在作大报告时也讲过。比如，他在1958年4月15日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就说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法，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

　　对此事印象最深的大概莫过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他在飞往北京的航程中对工作人员说了6点，要他们在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不要紧跟着他出舱门，要让美国总统独自与周恩来握手，以弥补当年杜勒斯失礼。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在北京着陆以后，他即和夫人走下舷梯。这时，周恩来正在寒风中等着他。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一边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他对此事的记忆总归是有依据的。

　　为了探求此事究竟，本书作者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仔细查询，后来又细阅了美国国务院汇编的《1952－195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日内瓦会议文件专辑》，愿意负责任地说，没有查阅到可以证明曾有此事发生的档案。

　　其实，不管“握手”的具体细节是否存在，都无损于周恩来的形象，也不影响人们对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杜勒斯无视中国代表存在的态度，使美国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握手的机会消失了，中美两大国家继续彼此隔绝与对抗，待到周恩来和尼克松日后来弥补这段隔绝岁月，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从宏观大局来说，当时的杜勒斯确实不愿意与周恩来握手，这个“说法”本身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摘自《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钱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