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新闻：李银河的只言片语

　　□本报记者 师 欣

　　3月14日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楼10层略显昏暗的走廊里，迎面走来两位个头差不多的女性，其中一位烫发，戴金边眼镜的，就是著名的性学者李银河。手里拖着一只拉杆箱跟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助手郑宏霞。

　　每个星期二，是李银河固定到单位的日子，她是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每次，郑宏霞都会带上那只箱子，很多来自全国的信件和资料要带回去。

　　今年“两会”期间，李银河委托朋友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有关同性婚姻的提案。虽然这份提案并未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但伴随李银河通过博客即时披露相关信息，以及网络上天涯社区的专项民意调查，使得这份特殊的提案以及李银河备受关注。

　　此前，李银河撰写了大量有关同性恋的文章，并专门进行个案访谈，著书立说。这次则是站出来，“真正为这个群体做一回具体的事”。

　　“前所未有的压力”

　　绿色毛衣，淡淡的提花散落双肩，休闲牛仔裤。眼前的李银河，让人一下子很难把她与诸多“大胆、直白”的文字与言论联系在一起。她的眼睛略微呈褐色，眼光很柔和，一如她的语气。

　　“唉，你能不能提一下，好多人都以为我是政协委员。”李银河一见到记者就谈起外界因为她的同性恋提案对她身份的误解。“我就是普通学者，要不然怎么会觉得连找一个帮助递交提案的人都挺困难。”

　　这个被政协发言人认为是“超前”的提案，单单是能把它提出来，李银河也已费了不少周折。

　　同性婚姻提案最早成型于3年前。当时，李银河曾把这个提案交给一位人大代表，但由于找不到30人附议，最终未能正式立案。去年，李银河设法把经过修改的提案转交给政协，提案名称改为合约婚姻。

　　合约婚姻是介于正式婚姻和同居之间的民事关系。去年年底，李银河去南方做反对同性恋歧视的调查，征求当地义工意见，想知道究竟应该提合约婚姻，还是同性婚姻？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指同性恋者）倾向后者，更响亮，更明白。”

　　2005年12月4日，她在博客中写道：“昨天，南非又批准了同性婚姻，此前欧美各国已经纷纷批准同性婚姻法案或家庭伴侣关系法案。现在，我们不仅落后于欧美，而且落后于非洲国家。”

　　李银河这次向政协提交提案，同样花了不少气力。有的政协委员以不了解该领域为由拒绝。后来还是她的好友帮忙提交了提案，但朋友也嘱咐李银河不要公开其姓名。“全国做性相关研究的学者，总共就这么两三个人。只要我们几个中没有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那么政协和人大里就没有人是这个领域的。这不是两难嘛，不是这个领域的，不提这个议案；是这个领域的，不是委员，等于没有渠道提出来。这是属于我的学术领域，我不提就更没有人来提。”李银河对别人的拒绝表示理解，而又感到无奈。

　　政协发言人吴建民已公开表示：同性婚姻在目前的中国有点超前。李银河对此并不意外。递交提案的当天，她和助手小郑以及一位同性恋朋友去吃韩国烧烤。“能通过吗？”朋友小心翼翼地询问。“肯定通不过，但也得提。”李回答。

　　李银河深知一种观念转变并非朝夕，重要还在于发出声音。但是站在少数群体一方，代言申利，让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助手小郑认识她有七八年，声称还从来没有见过李老师在工作上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3月13日，李银河做客新浪网时，同性恋者程青松代表全国的同性恋者给李银河献上一大束康乃馨，上面写着：祝李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快乐。那一刻，李银河的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挺感动吧，觉得呼吁还是值得。要不然，简直就是……我过自己的日子好不好，挺委屈的。”

　　以前埋头做研究的李银河，更多地是面对调查对象，然后出书做研究。但现在，李银河不得不直面来自网络的苛评，尤其不少意见还相当激烈。采访过程中，许多涉及社会反应的话题，李银河都是让小郑来代替回答。小郑讲话时，她歪着头，专注地听。时而又若有所思，用手指轻轻敲打鼻梁，或者两个食指不停轻轻来回地摩挲着。说起网友的指责，她甚至一度双眼湿润。

　　有位中年妇女专门打来电话：“这个提案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同意后才能提。还让李老师全家上下都试一遍（同性恋），再提。”

　　小郑抱怨说：“网络反应良莠不齐。持反对意见的，通常没什么道理可讲，都是破口大骂。”“那个比喻狗的，没说对，你给她再讲讲。”李银河插话，小郑继续：“有个网名是小燕子的网友说：‘我想和狗结婚，能否帮我提交一份提案。’别人跟帖：‘直接把狗抱上床！李老师呼吁人权，不是狗权，找狗国去！’”

　　“我都不知该怎么看这些。我这个人比较敏感……”李银河接过话头，“以前做调查，接触的都是同性恋群体，大家都战战兢兢的。我只是在了解他们的痛苦，没有什么压力。”“现在不是了，好像泼妇骂街一样。我这辈子哪见过这样的人啊！我从小比较看重别人的评价，听不得责难，从小……连架都不会吵，这不是我的性格。听到有人这样说话，很受刺激。”

　　说到这个话题，李银河和小郑自顾自地聊起来。“哎，今天有人还跟我建议，干吗不把他们（指李银河博客上的攻击性言论）删除呀？”李银河说，小郑高声回应：“为什么要删？你就让它在那儿，别人也有个比较，看看反对的声音是什么。不是说没有人歧视同性恋吗，看看，没必要删。”小郑很坚持。李银河即刻点点头：“对，对，博客上我们从来没删除过东西。”

　　“在黑色房间里打开小天窗”

　　全国致力于同性恋、性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每个人针对也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对国学颇有造诣的潘光旦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

　　李银河步潘先生后尘，从事同性恋研究，一做就是近20年。

　　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李银河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她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李银河博士后的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她偶然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单身男子。他坦白自己单身的真正理由在于自己是同性恋。

　　接着，这位男子陆续给李银河介绍了很多同性恋者。另外李银河一位朋友做心理咨询老师，也给她提供一些线索。就这样，李银河的研究慢慢滑上同性恋的轨道。

　　当时就有社会学同行提出质疑：选择同性恋这么小范围，也不重要的群体进行研究，有些浪费。但是，她坚持这样的选择。丈夫王小波跟她一起调查。

　　李银河的语气总是不温不火，而且爱笑。即便是谈到个人艰辛与不被人理解时，也能笑出声来。

　　她回忆，“一次，一位同性恋者来家聊得晚，只好让王小波和他住，我到外面借宿。但王小波那夜都不敢睡觉，翻来覆去。好像有点特别受打扰那劲儿的。”说着，她咯咯笑起来。

　　事隔多年，回顾过去的压力和困难，李银河轻描淡写：“其实也没什么，主要还是线索难求。”

　　到1998年，李银河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一书。这时，她已经和很多同性恋者成为朋友，她也不断接到同性恋者的信件和电话，甚至求助。一名武汉的同性恋者，因为和朋友分手，情绪激动，想报复社会，他想到惟一可以信赖的人就是李银河，于是辗转找来。当时，王小波刚去世，李银河还是和他聊了3个多小时。

　　“她是那种在黑色房间里打开一扇扇小天窗的人。”同性恋者如是说。

　　今年初，李银河应邀去上海参加研讨会，遇到一位澳大利亚的知名大法官，他勇敢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见到李银河，一口一个“ｍｙ ｈｅｒｏ”（意为我的英雄），回想起这一幕，李银河又笑了，声音很清脆。“特可爱。他把我比金西。因为他从小在黑暗中摸索，是金西报告给了他光明。”

　　金西对李银河而言，同样是一位重要人物，支撑她在性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金西很有勇气。我和他做的事情差不多，开启社会风气，让大家正视性问题、同性恋问题，具有正确看法和态度。”

　　中国到底有多少同性恋者？李银河根据抽样调查和国际经验理论推断同性恋占总人口的3％－4％，意味着约3000万人群。“而且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

　　李银河说，她不仅要走进“他们的世界”，还要带领他们争取合法的幸福。

　　为何要为接受采访收费

　　除了同性恋问题，李银河还有其他研究领域：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国家庭贫富分化研究、生育与村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变迁等。

　　“我所在的单位是社科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这才是我的主业。”她给自己学术定位是：“婚姻家庭，性别与性。”

　　李银河说：“我现在到了学术上游刃有余的阶段，用不着做需要交差的事情。最近几年感觉，一直都没有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按道理，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做的就是最喜欢的事情，但有时还有压力，考核的压力，评职称的压力。职称评定后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

　　就在面对网络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同时，李银河也受到关于采访收费的非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媒体采访李银河，15分钟内免费，1个小时则收取500元费用。“这是我想出的主意。”去年考取经纪人资格证的小郑马上说道，“我现在正式作为李老师的经纪人，她一切事情都由我来打理。很多年轻记者写一篇文章，某些观点不太清楚，打电话聊1个多小时，本来看资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电话很多。设想怎样设立门槛，让学者既能发出声音，又不占用自己的时间。”

　　就在同性婚姻提案递交时，南方一家报社记者采访后披露此事。为此，有人抨击李，既然为少数群体发言，接受媒体采访干吗还收费，是不是缺钱花？

　　“这个问题让您觉得很不痛快？”记者询问。“对，对，让她来讲。”李银河指着临时去接电话的小郑，不再多说一句话。“文章刊登出来，弄得李老师心情非常坏，这也是她心情不好的原因之一。以讹传讹，这个所里面，采访收费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助手小郑这么解释。

　　“我已经给那家报社写了一篇答辩，刊登出来。”李银河补充道。

　　“两极品性”

　　李银河长期以来关注性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她又是怎样呢？外界也有过有很多猜测。李银河跷起腿，一副不急于撇清，也不告诉你答案的神情。

　　助手郑宏霞算是最了解李银河工作、生活的人。“王小波去世后，她身边没什么人。”小郑开玩笑地说，“我们有个朋友也姓李，常说自己姓生活不能自理的‘理’，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她主要生活在精神里，什么是美味，什么是充饥，没多大区别。经常是‘我的眼镜呢？钥匙呢？’（生活自理能力）一塌糊涂。”

　　面对面坐着，李银河说她喜欢禅，喜欢思考生命的意义，钟情好的音乐以及法国电影，但是面对自己的感情状态，她很谨慎，也是只言片语。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单身吗？”

　　“对啊。”李银河拉长了语调。“那么博客上提到儿子壮壮，怎么回事？”记者追问。“儿子壮壮怎么说呀？你说还说吗？”李银河转头问助手，小郑忙接上话茬，“这个，就别多说了。就是李老师抚养的孩子。”

　　平日里，李银河生活有规律，应酬不多。晚上，她通常会陪着壮壮玩，给他辅导功课。壮壮最喜欢李银河陪着看《猫和老鼠》，每到这个时候，李银河都会看得哈哈大笑。

　　一位朋友评价李银河既有通透智慧，特别冷静的一面；又有很纯真，真性情一面。“譬如她笑起来的样子。大家就应该有两极品性。”

　　“我先去化妆。”李银河先起身离去，当天下午，她还要赶到山西驻京办事处参加一个活动。助手小郑则继续谈着：“李老师做事最大特点就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思路很清晰。我遇到一件事情，觉得不高兴，她三两下就能化解。”

　　“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李银河的声音打断了谈话。

　　转过头，她的唇上已涂了淡淡一层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