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文字革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有功也有过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1956年春，四川偏僻的山区，仪陇县县中学初三女生杜碧玉用“川普话”为农民扫盲。两个月后，农民们虽不会写信，但都能看懂革命标语了。

　　1956年1月起， 60天内，《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接踵出台。“那是中国文字改革的秋收季节，共产党的号召力确实强，大家闻风而动，启动很快。”时任江苏省普通话推广视察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大魁回忆。

　　中国文字改革自此进入高潮。毛泽东当时确定的方针是：“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周恩来总理则提出，知识分子应该“设身处地为儿童和文盲的利益着想。”

　　汉字拼音开始跃进式推广。河北农民曹洛芬两代扛长工，因生产紧张，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依靠字母学汉字。他虽然不识汉字，但却能用拼音字母写下这样的文字：“共产党来了咱翻身，苦命人变成幸福人。老汉也要学文化，尽忠祖国报党恩。”

　　简体字在当时被视作通向拼音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 部分简体字是简化偏旁，减少笔画；部分则是从历代皆有，好认但不被“统治阶级”承认的“俗字”中选用。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简体字在其势力范围内首获“合法地位”，其公告中采用的100多个简体字，后来80%以上都被《汉字简化方案》采用。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说：“简化汉字的推行，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热烈欢迎。”据说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体字，说“开学” 二字今后可以写成“开学”，小学生们高兴得鼓起掌来。

　　这场以扫除文盲、普及文化为目标的文字革新，最终深刻影响了中国民众的语文生活。

　　1956年2月1日起，第一批简化汉字开始推行，“可以说，党一声号令，全国服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回忆，他坦承当时文化界也有不少人怀疑，但是没有人“坚决反对”。

　　屠岸当时担任报社编辑，来稿还全都用繁体字，先由印刷工厂排成铅字印出来，再由排字工人“翻译”成简体字，如是，差不多一到两年后，人们才逐渐适应。

　　对于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简体字，屠岸表示有一点遗憾的是，大陆的青年一辈因为只认识简体字，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有了障碍。屠岸曾访问台湾，发现台湾学生的国学底子要好得多，几乎和他在解放前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差不多。杭州《e时代周报》 副总编王佩则激进地认为“简体字是中国文化衰落之源。”王佩表示，如今大家都在往回补，但青年人顶多能够做到识繁用简，而很多人还是从KTV唱词及盗版碟中认识繁体字的。

　　80多岁的屠岸如今在沟通上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平时用简体字，给台港朋友写信则必用繁体字，令人羡慕的是繁体字和简体字能够同时在他脑子里灵活转换。

　　不论功过如何，文字改革还是固定成了一种习惯，且形成了令改革者尴尬的局面：汉字并未被拼音取代，仍顽强地生存下去，至今不能够想象办一张用拼音文字办的报纸；简体字成为主流，但繁体字也并未完全消失，而后来计算机的应用则使得削减笔画的努力也失去了意义。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50年前的文字改革措施逐渐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使其由中国的法定标准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把简体字作为了官方字体；在美国，则流行着两套汉语教学方式，大陆移民把孩子送进简体字班，台港移民则选择繁体字班，部分中文学校为招徕学生，索性开设了两种文体班；在韩国，学者们提倡韩国人学繁体字以真正了解汉文化精髓，但在经济大潮中，当地人青睐的还是：到北京学简体字，到上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