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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3月15日，乍暖还寒。
“您已经回到家乡了……”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李宗君夫妇缓步走出贵阳龙洞堡机场，神情肃穆。他们怀里抱着的，是祖叔父龙华章烈士的阵亡通知书和相关资料。
57年前，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龙华章烈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献上了年轻的生命，但其阵亡通知书却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发出，并从解放军部队流落到民间，被山西退伍老兵王艾甫所收藏。
此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王艾甫历尽艰辛，苦苦寻觅龙华章烈士的亲属，而今，这一切终因本报的介入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清明节前夕，在本报记者和铜仁地区民政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烈士亲属远上太原，祭奠烈士，领回了那份迟到整整57年的阵亡通知书。
少壮离家，魂归故里，龙华章烈士可以安息了。
山西老兵为贵州烈士“寻亲” 五十七年了，亲人已长眠地下现年68岁的王艾甫有着20多年的军旅生涯，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1981年从部队转业到山西省检察院工作。
退休后，王艾甫开始致力于文物史料的收藏。
199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艾甫来到太原市南宫旧书市场，无意中看见一个旧货贩子从麻袋中倒出了一大堆旧书和纸片，不少人蹲在旁边翻来翻去。王艾甫上前一翻，一本从解放军某部流失出来的《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赫然出现在面前，继续翻看，还有一些散页——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
看到这些发黄的资料，有着深厚军旅情结的王艾甫内心隐隐作痛。最后，他以3000元高价买下了这次发现的四本《太原战役阵亡登记册》和一本《太原战役阵亡将士功劳簿》以及一袋(84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出去的“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
这一次意外的发现成了他一生难弃的责任，看着手中四本沉甸甸的《太原战役登记册》，身为退伍老兵，王艾甫感慨万千，因为在这866名阵亡将士中，还有84位烈士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发出去，其中包括一名贵州籍烈士。在向文史专家和老军人确认了资料的真实性后，王艾甫开始到太原市的各个烈士陵园寻找烈士安葬地。
他想起了自己的战友张广元。38年前，在援越战争中，张广元曾经救过他的生命，但至今他仍然找不到战友的家人，当地民政部门也没有这位“二等功臣”的任何记载。
战争中有多少个张广元？若干年后，又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们？每每夜深人静，王艾甫总是难以入眠，他萌生了为这些烈士“寻亲”的想法。
于是，王艾甫按照“阵亡通知书”上的地址，逐一给烈士亲属写信，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甚至亲自到山西各地展开寻找。然而，10年过去了，一切杳无音讯。
去年7月份，《武汉晚报》的记者到山西采访，无意中得知这一线索，专程对王艾甫进行了采访，并刊文寻找11位湖北籍烈士的亲属。由于有了媒体的介入，一切变得顺利起来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很快，烈士郝载虎的亲属找到了。王艾甫万分欣慰，亲赴湖北看望了烈士亲属。
同年10月份，在山西《生活晨报》记者郑军的联络下，王艾甫又通过本报为贵州籍烈士“寻亲”。
据王艾甫介绍，在他得到的资料中，只有一名贵州籍烈士，叫龙华章，资料显示，他牺牲时年仅32岁，系“贵州日仁县明组乡”人，解放军某部604团战士，1949年2月入伍，同年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牺牲，牺牲时安葬地点为“太原市新城东门外北角”。
王艾甫说，龙华章烈士为了太原的解放永远地留在了太原，56年过去了，他的亲人不知道还健在不，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烈士魂归故里。
一则报道解开半个世纪的心结王艾甫（右一）将烈士资料装裱后送给李宗君夫妇
接到王艾甫的求援后，本报以《“阵亡通知”56年后送出》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但由于资料有限，且时间相隔达半个世纪，致使记者的查找工作难以进行下去。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记者接到了一封来自铜仁的“特快专递”。家住铜仁市河西办事处新庄村79岁的龙和生老人委托女婿李宗君给记者来信说，报上说的和他叔叔的情况相似，他认为龙华章烈士就是他的亲叔叔。
龙和生老人说，他叔叔20岁时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此后一直没有消息，这成了他们家族半个世纪以来解不开的心结。
在信中，老人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依据：“一、我叔叔的小名叫龙金林，书名龙华章，名字相同；二、我叔叔龙华章出生于己未年六月二十巳时，即1919年，年龄相似；三、报上说的‘贵州日仁县明组乡’，我们了解到贵州省没有日仁县，只有铜仁县，即现在的铜仁市，而明组乡则是现在铜仁市河西办事处解放前的名字，籍贯相似。”
随信附带的，还有龙华章的原始生辰八字以及当地村、办事处和民政部门的书面证明。
为慎重起见，记者再次向远在太原的王艾甫求证，经他对原始资料仔细辨认，“日仁”的“日”竟是“同”字被草写而成的。据此推敲，“同”字可能是“铜”字的笔误，地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一致的。至于年龄，相差仅1岁，比较接近。
但按照龙和生老人的说法，龙华章是在1939年被国民党抓走的，怎么又会牺牲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呢？
王艾甫回忆，太原战役始于1948年，惨烈的战事持续了将近9个月。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以伤亡45000人的代价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
“龙华章烈士应该是脱离国民党部队加入解放军的，在已找到亲属的烈士中，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王艾甫的这种说法得到了铜仁地区民政局主任科员杨建生的赞同。据其介绍，在那个年代，这种现象很普遍。有的解放军战士是因国民党部队战败，被解放军收编的，有的是在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归降解放军的。
为进一步查证，记者和铜仁地区民政局、铜仁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来到了河西办事处新庄村。
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虽然离市区只有五六公里，但进村公路泥泞不堪。记者一行进屋的时候，几位老人正围在地上烤火。
由于年事已高，有些耳背，龙和生老人的叙述断断续续。
“龙华章是我父亲龙朝福的亲弟弟……父亲从小就体弱多病……家里的生计都靠叔叔来维系……”龙和生说，叔叔会做木工活，也会编席子，很能干。
龙和生的妹妹，72岁的龙巧英则清楚地记得叔叔被抓的日子——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
“那天，寨子的人聚在一起赌钱，叔叔也围着看热闹，突然，一名土匪头子带了爪牙，五花大绑就把叔叔抓走了，寨子里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远去。”
龙巧英说，奶奶得知叔叔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哭着带起她就到堡(乡政府)里找叔叔，但没有找到。
第二天，她们在县城一个叫“中南门”的地方，终于看到被国民党关押的叔叔。“当时，叔叔被别人用枪押着出来洗漱，奶奶看了放声大哭，当听到叔叔喊‘妈——’时，奶奶赶紧冲过去，把四个粑粑递给叔叔……”回忆起往事，龙巧英声音哽咽，老泪纵横。“此后就再也没有叔叔的消息了。”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中的长辈先后离世。期间，龙和生曾托人多方打听叔叔的消息，但没有结果。
“叔叔究竟后来去了什么地方？他有后人吗？……”这一切，成了龙和生和家族人解不开的心结，直到他们看到本报的报道。
北上太原迎接烈士“回家”
在多方努力下，民政部门认定龙和生就是王艾甫要找的龙华章烈士的亲属。之后，龙和生和两个妹妹商量，决定委托女婿李宗君和女儿龙爱莲北上太原，代表家人祭奠叔叔。
3月12日，在本报记者和铜仁地区民政局主任科员杨建生的陪同下，李宗君夫妇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次日下午3点半左右，记者一行刚踏出太原车站门口，“欢迎！欢迎！”王艾甫早已迎上前来……
寒暄过后，王艾甫将记者一行带到了他租住的地方。一间典型晋式风格的老房子，屋里大部分地方堆积着各种各样的收藏品，简陋而局促。
“王老，太感谢了，没有你，那84份阵亡通知书可能就难以重见天日，我们也不可能如愿找到祖叔父……”落座，见过祖叔父的资料原件，李宗君一再表示感谢。
“应该感谢媒体，我一个人的力量太薄弱了，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寻找烈士亲属的事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半点眉目。”王艾甫言辞恳切，“又找到一名烈士的家属了，我感到很欣慰。”
十来年，尽管备受别人的非议，但王艾甫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一直在为84名烈士寻找亲人。
王艾甫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通过媒体的援助，包括贵州籍烈士在内，他陆续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地找到了18名烈士的亲属。“太原人民永远感谢龙华章等烈士为太原做出的贡献！”……
3月14日上午10时许，太原市双塔革命烈士陵园，冷风拂面。
在解放太原革命烈士墓区，翠柏环绕中，当刻有“龙华章烈士”字样的黑色墓碑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李宗君夫妇手捧鲜花，快步上前，一下子跪拜在墓前——
“祖叔父，我们来看你了，来看你了……”
此时此刻，众人默默注视着这个感人的场面。
经过一番忙碌，墓前变得热闹起来了，落款标有“铜仁地区民政局、双拥办”、“太原迎泽收藏协会”和李宗君夫妇的花圈分别被摆放在烈士墓周围，本报记者也代表本报向烈士敬献了花圈……一切安排妥当，大家在墓碑前站定，向长眠地下的龙华章烈士鞠躬，再鞠躬……
此前，王艾甫已将龙华章烈士的资料装裱在镜框里，在祭奠时，他当面将这些资料送给了李宗君夫妇：“57年了，应该让烈士魂归故里了。”
据陵园主任郭照人介绍，解放太原革命烈士墓区始建于1962年，共安葬着为解放太原而英勇牺牲的430名烈士，其中121名为无名烈士。
返回贵州的路上，李宗君对本报和铜仁民政部门的关心一再表示感谢。
截至记者发稿时，杨建生主任科员向记者反馈，目前，铜仁地区民政局已向上级部门汇报，落实为龙华章烈士补发烈士证明书等事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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