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工队食堂打杂三年未领到工资

　　体育总局过问“冠军搓澡工”事件

　　邹春兰接受本报采访时称不后悔选择举重，准备到北京治疗以保生育

　　对话动机

　　邹春兰14岁被选为举重苗子时，她可能没有想到20年后的她会成为一名搓澡工。经历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汗水和艰辛，才获得的冠军称号，对于她来说，现在并没有为她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运动员，尤其是冷门项目的运动员，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将夺冠的辉煌片刻留给奥运会，所以他们必须在漫长的人生中承受平凡，甚至苦难。他们的保障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对话人物

　　邹春兰，1971年10月8日出生，1989年10月23日吉林省劳动局一纸调令，使邹春兰成了吉林省第一体工队的正式运动员。她最好的成绩是在1990年获得全国女子举重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1993年，23岁的邹春兰面临转业，在体工队的食堂打杂三年后，她没能得到安置，从此离开了陪伴她十年的举重生涯，开始艰难的社会生活，至今满身是伤的她在一家将要兑出去的浴池搓澡。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离开体工队的？

　　邹：1997年，那时我已经在体工队的食堂打了三年杂，平时扫扫地，做做面食，后来一分钱没给我。我的教练说不能给你安排工作了，你得自己找了，他们就不让我住在体工队的宿舍，让我搬走。

　　新京报：为什么不能安排了？

　　邹：教练说是体工队分成了重竞技和田掷球两部分，领导班子换了，事情就搁置了，没人管了。

　　新京报：当时你的教练怎么说？

　　邹：他说他没办法，上面不能安排，他也不能给我安排。

　　新京报：以前教练为什么说能帮你安排工作？

　　邹：我是干部，当时因为我的突出表现才评上的，按照以前是应该安排工作的。当时一位领导特别批示，先让我到食堂待着，一有机会，就马上帮我安排，他都写了批文，我这都有。教练当时也说能安排。我就特别信，一直等了三年。

　　没上过几天学什么工作也干不了

　　新京报：从体工队出来后你干什么了？

　　邹：我一边等（安排工作）一边打工，因为练举重没上过几天学，啥也不会，什么工作也干不了。后来找了个力气活，就是给人搓澡，就一直干这个，别的我也干不了。我还经常往体工队跑，但问也没有用，他们说让我去体育局找领导，找到领导又让我回原单位解决，到现在也没解决。

　　新京报：原单位的领导怎么给你解释的？

　　邹：人事部的一位领导说，我没有竞争能力，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拿不出文件来，他们也没办法。我就说，像那些没有成绩的还都分配了，为啥不让我去。他们就说这个情况不清楚。

　　新京报：你一直觉得自己比他们强，一定会得到分配？

　　邹：那也不是，我就觉得自己好歹也为吉林省做过贡献，得过冠军，冠军可不是满地都有。

　　新京报：等了多少年？

　　邹：整整13年，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

　　为能要小孩一定要到北京治疗

　　新京报：工作安排不了，你想过其他办法了吗？

　　邹：我能有啥办法。一个朋友看我可怜，说认识报社的记者，可以让他们报道一下。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说了情况，他说可以报就给报道了。

　　新京报：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邹：报道一下，领导就知道了，就可能给我安排工作了。

　　新京报：实现愿望了？

　　邹：没有，报道这么多天了，今天上午去体工队问还是以前的那套说法。

　　新京报：一点进展都没有？

　　邹：那倒不是，有一些单位提供了帮助。

　　新京报：都有什么单位？

　　邹：北京的广仁医院医生来了，问了一些身体状况，说要带我去北京免费治疗。还有北京妇联的一个人，说可以资助我开一家干洗店，她们出钱、租地方、买机器，还让人来教技术。

　　新京报：你都接受了？

　　邹：广仁医院的邹本艳医生已经跟我谈过了，我一定要去北京治疗，不然以后要不了小孩。

　　新京报：你清楚现在自己为什么不能生孩子？

　　邹：以前去医院看过。我的例假不正常，有时候15天，有时候半年。这可能跟以前训练吃药有关，医生说还要进行检查。

　　新京报：干洗店要是有了，还用等领导安排工作吗？

　　邹：先看看吧，心里一直想去体工队，实在不能给安排，那没办法就得干。

　　新京报：现在有这么多人帮你，可以安心了吧。

　　邹：不能。

　　因为长胡子后遗症要来伤残补助

　　新京报：你在体工队的工资是多少？

　　邹：刚开始进体工队时，50块钱，后来我有好成绩了，就涨了。

　　新京报：涨到多少？

　　邹：在1993年以前是每个月170多块钱，1998年到2000年是360多块钱。

　　新京报：2000年以后呢？

　　邹：2000年时，体工队让我去，说是要发给我工资和伤残补助，一共给了八万块钱，但要求把档案拿走。

　　新京报：拿走意味着什么？

　　邹：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不拿走档案就不给那八万块钱，现在看来，档案都自己保管了，那不是把我从体工队撵出来了吗？所以，现在体工队不承认我是那的人。

　　新京报：八万块钱有书面协议吗？

　　邹：有一个，我现在还保存着。我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认不了多少字，后来我的朋友看了协议书说，八万块钱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

　　新京报：还应该有什么？

　　邹：如果我自己找工作，按照协议他们还应该按最好成绩，给我一次性奖励，他们没给。如果要他们安排工作，就得在协议书上的几种分配方式中，划出组织推荐。他们一样也没给我划。结果就只给了点伤残补助，其他的就不管了。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要给你这个伤残补助，当时你有什么病？

　　邹：我找教练跟他说，你看现在我一直长胡子，训练的时候老让我吃“大力补”，现在弄成这样，工作也不给安排，你看怎么办？2000年3月份，体工队就让我去拿钱，说是一次性伤残补助，用于治疗我的病。

　　希望以后有点钱可以自己买肉吃

　　新京报：向领导反映过吗？

　　邹：以后要反映的，不能安排工作，就要按协议给我成绩奖励。再说，我浑身是病，八万块钱看病早就花完了。

　　新京报：平时都需要买什么药，一个月下来要花多少钱买药？

　　邹：花多少钱没数，像我的腰因为举重动不动就脱臼，平时我对象就帮着给扶上了，但像吃女性激素、止胳膊疼的药还有些心脏病的药、治疗心肌缺血等都花不少钱。

　　新京报：听说你今天又去了省体育局。

　　邹：是的。

　　新京报：为什么还要去？

　　邹：那是体工队的上级，要是省体育局再不管，我就要去北京找总局去。

　　新京报；有什么好消息吗？

　　邹：他们说体育总局打电话过问我的事了，省体育局领导会调查此事的，然后肯定会给我一个答复。

　　新京报：听到这些你高兴吗？

　　邹：他们能这样说，就比体工队说我不是队里的人、不能安排工作，让人听着舒服。最起码人家把你当自己人看，让人觉得有希望。

　　新京报：你会提什么要求？

　　邹：安排个工作，我也不能老搓澡啊，老了怎么办？要不就给我一定的补偿，我看病或干点别的，能养家糊口的买卖。现在我和我老公一个月一共才挣800块钱。过年我们都没敢回老家，太远，来回我们两要200多块，是我老公一个月工资，不舍得，就在浴池里过的。

　　新京报：那你现在后不后悔走上举重这条路？

　　邹：不后悔，要不也得在农村待着，那样也就不可以在城市住下了。

　　新京报：这事要是解决了，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邹：其实我挺满足我们家那间小屋的，不能见光、不透气我也喜欢。因为花钱少，要不是我朋友帮忙，连这个小屋也没有，在附近租一间一个月要400块钱，太贵了。将来没有怎么想过，在浴池干，我们吃的是老板的，老吃大白菜，有时候我老公馋肉了，就得告诉老板，以后有点钱就可以自己买了。

　　实习生 赵艳玲 长春报道

　　独家策划：“邹春兰现象”并非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