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门的差距

　　“这是市场的选择。”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说，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努力。

　　“现在中国体育看重的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国家举摔柔中心主任马文广说，特别是重竞技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项目，如果没有这两种金牌，退役以后的日子肯定难过。

　　在此情况下，往往是奥运会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奖励较多。有关研究人士认为，全运会之所以奖励多，是因为代表着各省官员的体育政绩，省里给的资金较多。

　　在西安体育学院一位教授看来，群众基础也将直接决定了从事该项目运动员的出路。

　　据记者调查，像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观众少，很难进入市场。这些作为我国“世界金牌战略”的重点攻克项目，其运动员大多数都来自农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拿冠军、改变命运、跳出农门。

　　“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在这方面的竞技优势，国家就必须对其重点支持，拨专项资金保证运动队训练、比赛的经费和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及伤病治疗。”全国人大代表陈鹭芸说。

　　相对冷门的重竞技体育项目，很多商业化的运动项目已经成为名利场。如职业化程度较好的甲A足球明星，其身价即使在足协限薪令之下，也常常可以达到百万年薪。

　　田亮在电视上一个微笑就可以赚取百万元的收入，姚明更是成为国内最有钱的运动员。这与他们所从事的项目本身不无关系。

　　“这是市场的选择。”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告诉记者，该局无法专门针对两种不同项目的不同落差出台协调政策，只能依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

　　经济补偿和人才之忧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邓亚萍等14人提交提案，希望国家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由于并无谋生技能和资金支持，运动员自己难以解决后顾之忧。

　　目前，退役后的运动员，国家并没有统一的安置规定，主要是“买断”后自主择业，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一般情况是，国家队的运动员退役后，要么继续当教练，要么回省队，即不存在国家队队员退役的补偿问题。

　　各省的通常做法为，根据运龄、成绩和退役前津贴等因素，计发一次性经济补偿。记者查看了江西、广东、湖南、东三省等补偿办法，数额大体相当。

　　以湖南省为例，具体分为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社会保障补偿费、运动成绩奖励费4部分。

　　最大的一项是运动成绩奖励，根据比赛成绩不同，给予5000至60000元的奖励，获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冠军者，分别给6万、5万和4.5万元奖励。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测算，实施经济补偿办法后，全国每年需要补偿经费1亿元左右。由于每年全国退役的运动员在3000名以上，以此推算，平均每人不足3万元。

　　另一个问题是，补偿经费在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基本可以保障，但是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则很难到位。

　　在一次性补偿政策之前，对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退役运动员来说，他们的身份不同，安排就业的方式也就不同。

　　一般情况下，运动员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从运动员被选拔到地级市队即为工人。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官员介绍，当时通常的做法是，凡获世界级赛事、亚运会和全运会好名次、或者破世界纪录等，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按干部进行安置工作。

　　对于其余按工人安置的运动员，要求接收退役运动员的企业调高工资，但问题是，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往往不愿再接受运动员。

　　“退役运动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将可能导致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出现危机。”有着多项“世界冠军”头衔的邓亚萍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联合马俊仁等14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做好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工作。

　　单铁，江苏省体育局原人事处官员，曾长期关注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3月29日，他告诉本报记者，优秀运动队作为体育行政部门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编制、经费等都是一定的，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队内，年轻运动员就会因编制等原因无法正式入队。

　　从2004年6月到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便开始对全国体育系统人才状况进行调研，由总局副局长王钧担任组长，希望通过调研为“十一五”全国体育人才资源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读训一体化”的设想

　　这个培养体系可能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专业队运动员跟教练脱离”的体系，必须是从运动队中回归到教育中。

　　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除了希望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外，还强调建立、强化训教一体化制度，保证质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并放宽对运动员入学的要求，以便运动员尽快掌握谋生技能。

　　目前我国实行举国体育体制，实行县市业余体校、省级专业队与国家集训队三级培养训练体系。这个“一条龙”运动员培训体制已经运行了50年，在帮助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矛盾。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运动员的退役安置的问题，运动员文化知识普遍较低直接影响体育人才的培养，也使得很多积压的运动员无法推到社会上。

　　“发挥高校优势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月29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介绍，自2003年5月1日起，中国大学生体育活动以及世界大学生冬、春季运动会工作，已由体育总局整体移交给了教育部大学生体育协会，相应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也过渡到了新的阶段。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将此称为“读训一体化”，注重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培养，是一个对他们人性化关怀为主的培养体系。

　　而这个培养体系可能完全有别于以往的“专业队运动员跟教练脱离”的体系，必须是从运动队回归到教育中。除此，国家体育总局还鼓励运动员退役后去高校进修学习。

　　冯建中介绍，目前运动员上学有3种主要渠道：获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免试上大学，普通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体育院校单独招生等渠道。另外，各省还都作出类似的规定，退役运动员报考高等院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应给予照顾。

　　凡获奥运会前8名，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3名，亚运会、亚洲、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有机会被免试送院校学习，另一相关条件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

　　不过，这样简单的文化要求，很多冠军却难以达到。邹春兰，昔日举重冠军坦言自己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连拼音都不会写。

　　邹所在的吉林省体工队人事部主任助理李福民坦言，以前运动员除了训练就是吃饭睡觉，没别的事，现在都要上文化课了，“学点知识，有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四年改革路

　　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在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体育体制改革和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

　　“为解决退役运动员，为做好优秀运动员的保障，国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3月29日，冯建中告诉本报记者。

　　2002年7月22日，在申奥成功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继续深化体育体制改革，“体育、财政、人事、劳动保障等部门要研究制定非职业化运动队优秀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的政策措施，尽快建立对优秀运动员的激励机制和伤残保险制度，解除运动员的后顾之忧。

　　“竞技体育方面去年投入了4.8亿，群众体育投了2.7亿。”冯建中说，虽然群众体育近些年有了大幅度发展，但相比竞技体育，在财政投入上依然处于绝对劣势。

　　在冯建中看来，这种比例投入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历史的沿革，社会的发展来安排的，符合中国国情。

　　2005年，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局长会议上称：“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育体制，势在必行。”按照冯建中的说法，长久看来，中国体育必然走上社会化、职业化的道路，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也要社会化。但是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

　　单铁认为，更应该改变严重带有“计划性色彩”的“安置”为“再就业”。他的具体建议是，为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并通过财政统筹、社会捐助、提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等途径尽快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

　　“这需要时间，改革需要一个缓冲期，2010年后，中国的体育改革必然要走向市场化，更人性化，社会化、职业化。”华南理工大学体育系教授王跃说。

　　（本报记者 韩双明 实习生 赵艳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