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春兰曾是打破过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她因伤病退役之后，生活没有保障，靠在一家浴池给顾客搓背赚取微薄的收入。此事经本报率先报道之后，引起广泛关注。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有关方面能对邹春兰的情况给予关注，并表示“不会忘记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

　　其实，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大多实行政策性安置，即运动员退役之后，由人事等部门统一安排工作；成绩达到一定标准（比如全国正式比赛前6名以上）的优秀运动员，由省级人事部门安排，其他退役运动员由输送地、市、县人事部门安排。后来，机构改革、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政策性安置面临巨大困难，难于继续大范围实施，有关部门只能转而鼓励运动员自主择业（退役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以及让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毕业后就业。

　　客观地讲，历年来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重视的，国家曾先后出台了很多文件，规定为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和上学给予优待，推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等。不过，实践当中操作得并不理想。具体到邹春兰，按照当时政策，完全可以给其安排工作，但一直没有兑现；退一步说，如果不予安排，则应当按照自主择业对待，发放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金。但邹春兰退役13年，国家出台自主择业给予经济补偿政策也已多年，但她除了得到8万元一次性伤残补贴外，有关部门并没有发放退役补偿款。

　　在数以万计的退役运动员中，邹春兰只是其中的一个。也许“冠军”和“搓澡工”之间的巨大反差，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邹春兰目前的窘迫也表明，单靠政府对所有的退役运动员进行安置是十分困难的。毕竟国家财力有限，单凭政府的政策性安置，面对大量的退役运动员，也一定会力不从心；而且因为运动员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同的，并非所有的运动员都有资格获得国家同样的保障，国家只能对取得显著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进行保障，而这，对成绩平平的其他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不公———他们也付出了同样的精力和时间。

　　所以，考虑运动员就业安置问题，一方面，国家要尽到职责，对历史形成的退役运动员的保障问题进行合理的解决；而从长远来看，还必须另辟蹊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是政府主导的体育体制，这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都是必要的，但也要看到，政府主导，当然也包括国家要花巨资对所有退役运动员进行安置。我们建议，体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国家有必要继续对竞技体育项目投入资金和人力，另一方面，在更基础性的体育项目中，社会的力量应该逐渐成为主角。事实上，目前在足球等领域引入的俱乐部形式，早已开了社会办体育的头。显然，绝大多数足球运动员的退役是不需要国家安置的，他们在从事这个职业的同时，也就把自己的长远发展和市场联系在了一起。这充分表明，要从根本上化解运动员退役的安置问题，需要在政府主导的同时，更注重发展和鼓励社会化的体育事业，更多地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来培养和使用运动员，让他们以经济合约的形式规范运动员和投资者的责权利关系，真正做到合理、公平的培养、使用体育人才。

　　诚如冯建中副局长所言，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优秀运动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总局解决当中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难点不可怕，只要以改革的精神和魄力，困难终有解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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