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琼

　　展览“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之藏品”3月18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后，观众日进6000，“挤破”门槛的消息传来，既喜又悲。

　　国富民强，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提升，文化鉴赏能力提高，不出国门，见识到闻名遐迩的大英博物馆藏品，这是盛世幸事。再联想到正在北京世纪坛举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上达·芬奇肖像画真迹前围聚的人群，博物馆有识之士的努力博得公众认可，是谓喜。

　　而所谓悲，就我国2000多座博物馆来说，这样的“盛况”实在太少！大英博物馆藏品展、意大利文艺复兴展门庭若市反响热烈，表明博物馆承载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十分迫切。但事实是，据国家文物局2004年统计，我国现有各类博物馆2126座，其中文物系统博物馆1507座，其他包括个人、行业博物馆达到600多座，每年举办的陈列展览近1万个，然而观众人次仅1．8亿多，也就是说，每8人中只有一个人一年会进一次博物馆。真正的平民阶层，包括工人和农民几乎从不进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博物馆，远在视野之外，利用率如此之低，显然没有实现其文化服务的追求。

　　过于专业和严谨

　　为“小众”还是为“大众”

　　为“小众”还是为“大众”的定位不清，一直是我国博物馆建设发展的掣肘。

　　博物馆不仅是文物保存场地，更应该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博物馆始终停留在收集储藏文物，为专家和研究需要服务的小众层面上。由此出发，一方面，藏品利用率偏低，一些大馆的展品只占藏品1％，最多只有20％—30％，许多博物馆的藏品自进馆之日起，就进入尘封之日，没有机会与世人见面，加以库房条件不好，无序堆放导致毁损遗失也无人知晓；另一方面，公之于众的展陈讲究学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过于专业化的布置，展品密度大，阐释少，缺乏亲和力。研究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观众即使慕名走进博物馆，在“拒人千里”的展柜前也难得驻留，更难有收益。

　　怀藏珍宝却无人眷顾，博物馆的传统服务理念受到质疑。“让更多的观众接受博物馆并从中受益，这是博物馆的目的，其他如藏品管理、科学研究等，都要服从这个中心。”许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马自树的呼吁。他认为，博物馆从藏品类型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从所有制性质可以分为国有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但只要是博物馆，就应该立足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最大程度地开放和吸引观众，就应该激发主客体的互动，共同完成对知识的传播，让博物馆真正成为人类记忆的现场与文化殿堂。

　　“文物征集是博物馆的历史责任，用以记录不同时段人们的认知水平和审美理念。”做了近20年博物馆馆长的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韩永指出，除了完成这一职责，对当代人介绍并传播这些文化，是任何一个博物馆无法推卸的义务。他认为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不一样，对公众越开放得彻底越好，要让大众实现平等参与的权利，满足文化消费的需求。

　　怀揣珍宝却“拒人千里”

　　以物为本更要以人为本

　　筹备“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之藏品”展，让韩永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大英博物馆，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通过预约，在一对一的服务中，看到并触摸12世纪的纸质品。芝加哥博物馆也是如此，物和人的需求都得到足够的尊重。”

　　两相对照，正如马自树所言，“面对全社会对文化支持和智力支持的迫切需求，我国博物馆在展示宣传和社会服务方面显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和诸多的不适应，设备陈旧、内容陈旧、形式陈旧，等等”。“内容陈旧和形式陈旧则涉及到观念陈旧，这是我国博物馆当下存在的根本问题，缘于对以人为本的认识不足。”韩永说。

　　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资源，为人类提供了与自然、与历史对话的机缘。而这一资源，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使用价值。要传播，要让大众接受，就必须好看。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认为，“内容越丰富，形式有创意，传播效果才好。目无观众，缺乏细节关怀，缺乏人文气息，必然无法实现传播目标。传播文明的场所，必须以人为本。”

　　事实上，我国博物馆目前通病是，“藏品是一流的，展陈水准是二流的，服务质量是三流的”。看展览，成为不愉快的记忆。一些大的博物馆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新落成的首都博物馆由胡同深处的孔庙搬到“红尘万丈”的长安街，完成的不仅是地理位置和建筑外壳的改变，最大的变化是博物馆经营理念的彻底改造。13个展览同时展出，尤其是大英博物馆强大的号召力，使首都博物馆每天早晨9点开馆前门前熙熙攘攘，成为一大景观。由于拥有完善的软硬服务包括合理的导引服务和趣味盎然的休闲场所，首都博物馆从北京众多的人文景观中脱颖而出。梅宁华说，“人们进入首都博物馆，获得人文关怀，满足了人文品质的提升需求，而教育则是在这样的无言的氛围中获得。”

　　投入不足　设备陈旧

　　要加大投入也要社会资助

　　“博物馆业正处于上升阶段，各省建立了包括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在内的一批高质量的大馆，与此同时，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中外互办展览已是家常便饭，我们正在学习并吸收一些国际上先进的博物馆管理理念。”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副司长李培松指出，“但是，投入不足依然是各地博物馆面临的主要问题”。

　　设备陈旧包括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投入不足是根本原因。首都博物馆能够有魄力地引进世界一流展览，与北京市政府一年几千万的财政支持有着极大关系。韩永也表示，“就国情而言，这一个案目前无法推广，在政府的投入有限的前提下，谋求博物馆的多种投资渠道，是当务之急。”

　　博物馆作为公益事业，应该鼓励赞助，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以投资回报为目的的文化赞助制度，已成共识。

　　与国外博物馆大多有自己的赞助商相反，我国博物馆大多没有赞助。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企业包括公民的公益事业赞助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也与税收政策有关。国外的公益事业赞助，一部分通过政府税收的二次分配获得，一部分通过政府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将应缴的税款直接投入公益事业获取。国外博物馆的运转经验表明，完善的赞助制度和基金制度，是博物馆的经济保障。“我国目前虽有基金体系，但税收政策还不配套。许多企业是用企业的利润来赞助博物馆，这种精神更可贵。”韩永感叹。

　　博物馆不在规模大小，而在于内容特色和传播形式。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据说在现任馆长就任之前已经死气沉沉，是一个馆长的努力让沉睡的珍宝重新复活，进入广泛传播的视野。而在中国，自1905年张謇举一己之力在南通办起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来，博物馆的成长在开放的当代中国得到关注：博物馆的类型慢慢丰富，由以前的单一史志型发展为多种专题性博物馆；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我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至少要建立一个博物馆。面对这一诱人的前景和他山丰富的经验，我国博物馆发展空间应有许多可为之处。

　　《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31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