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前世大栅栏

　　2006年3月14日，张金利站在大栅栏煤市街117号金利饭馆门前，看着推土机一点点将自家的房子推倒。规划中的新煤市街，把挡在它面前的最后一间小屋夷为平地。

　　他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阻拦那些拆迁工人。冰箱和一些家具还没来得及搬出便被压倒在废墟里。48年前，他母亲在大栅栏一间普通的民居里生下了他。用这样一种方式离开，当然并非他的本意。一些朋友用DV记录了最后的时刻，张金利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很庄严”。

　　张家的饭馆1984年出现在煤市街，是这条老街的第二家个体户。等他当上煤市街个体户组长，这里沿街的房屋已经全部变成了干果铺、饭馆、理发店、杂货铺……南北走向的煤市街，把大栅栏分隔成两个部分：东边的大栅栏步行街集中了同仁堂、步瀛斋、大观楼、内联升、瑞蚨祥等响当当的老字号，来的多是外地游客和老外；西边的大栅栏步行街则遍布各种小商铺和廉价旅馆，更适合那些生活在这个街区的原住民和外来务工者消费。

　　张金利背负着一个家庭的重任：他的前妻患有精神疾病，至今一切生活费用由他负担，家里还有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和80多岁的老父亲。全家的收入原本都来自饭馆。眼下，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张金利，只好搬到远在南三环之外的亲戚家。未来会怎么样，他不敢想像，也不愿想像。

　　对于他，大栅栏有他的家，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过去和寄托；而在某些学者眼里，大栅栏只不过是一处“典型的贫民窟”。2005年北京市社科院公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用冷冰冰的数据诠释了自己的结论：“大栅栏57551个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户929户。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

　　“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

　　“工商登记个体经营行业729家，90％为小餐馆、小旅馆、小杂货店、小发廊、小歌厅。小发廊为167家，有理发工具的仅为7家，大部分白天上锁，夜间营业。经营规模和业态呈衰败状况。

　　“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地区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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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栅栏的确老了。大栅栏也的确破了。可今天谁能想像得出几百年前大栅栏那般绝代风华的模样？

　　据文史专家介绍，这里曾是北京最古老的城市肌理的文脉遗存。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因为人口稀少，商业萧条，决定在北京建廊房，招商经营，吸引外地移民居住，这才有了廊房一、二、三、四条胡同。

　　《北京历史纪年》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为加强治安管理，谕示外城也要像内城一样，在胡同口修栅栏，昼启夜闭，实行“宵禁”。因廊房四条集中了许多大商家，栅栏修得比别处高大，故老百姓习惯称这条胡同为“大栅栏”，后被官方确认。

　　清政府明令禁止在内城设市场、开戏院。大栅栏及其周边地区虽在外城，但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靠近皇城衙署，便日渐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大栅栏有的是“老字号”。“头顶马聚源（帽店），脚踩内联升（鞋），身穿八大祥（绸缎店），腰缠四大恒（钱庄）”，是民间对这一地段的形象比喻。旧日的北京人用大栅栏的老字号往自己身上一裹，俨然一副上流显贵的气派。

　　大栅栏有的是“钱”。珠宝市曾集中了26家银炉，并经官方批准成立了“公议局”。它们承担着将各省上缴的税银熔铸为银锭交户部的任务，还定期公布银锭与碎银兑换的比价。大栅栏的银炉再加上87家钱庄、26家银号、40家金店，以及以正乙祠（银钱业集资所建）为代表的工商会馆的修建，培育了北京金融市场的萌芽。北京最早由中国人办的银行，如交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就诞生在这里。1918年，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有11家，其中大栅栏就占6家。

　　大栅栏有的是“戏”。乾隆八十大寿（1790年），三庆徽班晋京贺寿，演出后就留驻在煤市街惠济祠。著名的“同光伶十三绝”和“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都曾住在大栅栏。京剧的“七大名班”、“三大科班”也都开办在大栅栏。过去北京有“七大戏楼”，除广和楼在大栅栏路东，其余6座都在大栅栏。

　　大栅栏有的是名人。纪晓岚、王士祯、李渔等名流的故居都在这里。这里有70余处会馆，居住在这里的应试举子难以计数，编纂《四库全书》的学人和著名学者，有300多人居住在这一带。

　　大栅栏有的是声色犬马。南边的“八大胡同”是旧日妓院、烟馆的集中地。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都能在大栅栏找到。大栅栏，名不虚传，活脱脱一个老北京市井文化的博物馆。

　　虽然眼下的大栅栏，当年的绝代风华、流光溢彩不再，可遗址、余韵和市井风俗犹在。但2005年以来，大栅栏开始了百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拆迁改造：前门大街将改成步行街。为分流交通压力，大街两侧的部分胡同街巷将被拆除，新建马路。而张金利所住的煤市街的拆迁改造，将成为大栅栏这支曲调低徊、哀声不绝的文化挽歌的第一音符。

　　当推土机呼哧呼哧远去，站在自家的废墟前，张金利猛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从此将变成回忆。

　　百年老店谦祥益

　　一则即将拆迁的新闻，让百年老字号谦祥益这些天门庭若市。

　　谦祥益是大栅栏著名的“八大祥”之一，专营丝绸品，由孟子后人开办。1830年在北京建店，老址在前门外东月墙，如今在珠宝市街5号。建筑物为木结构两层，一层西洋古典柱将立面分成三部分，各设拱券门，二层铁栏外廊，墙上用壁柱和出檐装饰，顶作女儿墙，立面复杂，保存完好。

　　3月中旬，纷至沓来的顾客让谦祥益不得不临时调整营业时间。说是晚上6时打烊，可账目到晚8时还结不清———不断有顾客涌入，店门根本关不上。

　　平日里每天只有六七万元的营业额，这些天居然暴涨到每天30多万元。但这并没让谦祥益的副总经理高慎昌喜出望外。自从2月中旬拆迁公告贴出后，高慎昌像从梦中惊醒似的。“这真是难以相信，太不可思议了！”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谦祥益，居然也被列入拆迁的名单。

　　即使不是因为改制而拥有了谦祥益的股份，高慎昌和谦祥益的感情也太不普通了———高家父子两代，已在这家老店服务了70年，对谦祥益的历史如数家珍。北京谦祥益先在前门外鲜鱼口设立“谦祥益南号”，光绪八年（1882年）于前门外珠宝市建“益和祥”（即今天的地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于鼓楼设立“谦祥益北号”。之后，谦祥益在上海、济南、天津、烟台、苏州、青岛等地设立分号，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总投资白银400万两，比开张之初资产增加了百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丝绸布匹店。

　　晚清时期，谦祥益主要服务于王公贵族、八旗子弟、达官显贵。随着清王朝的衰败，消费对象变为一些清末的遗老遗少、党政要人、社会名流、新兴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和乡村富绅。马连良等京剧大师，都曾是谦祥益的常客。著名的京剧科班“富连成”素与谦祥益交谊甚厚，其剧装也大多由谦祥益提供。一时间，谦祥益名满京城，享誉全国。

　　进入20世纪，谦祥益没能逃过战争的劫难。“九一八”事变后，谦祥益总号迁往上海，“七七”事变后，生意直线下降，直至日本投降后，东家大力调整才有所好转。但顷刻内战烽烟又起，加之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政策和通货膨胀，使得刚刚好转的谦祥益再次受到重创。及至1955年，北京谦祥益纳入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北京珠宝市的谦祥益门店，是全国仅剩的还在营业的谦祥益，也是“八大祥”里，惟一一家仍在经营自己产品的商铺。

　　“我父亲那辈儿，能进谦祥益工作，就感觉像今天的公务员似的，生活有保障。店里包吃包住，给大家发丝绸大褂，每顿饭八菜一汤，每年有50天的探亲假，来回路费全报销，每半个月有一天假期，让大家出去理发什么的。

　　“谦祥益招伙计，要求严着呢。每两年一次，必须由柜头推荐参加面试，要长相俊秀，能写会算，知道礼让进退的人。选人时，北京总号的掌柜第一个选，然后才是外地分号。”

　　高慎昌和父亲一样，也是从学徒做起。“中国的丝绸文化太丰富了，绫、罗、绸、缎、纱、绢、绉、纺，光是品种就上百，图案富有中国传统色彩，量尺算料、配色也很讲究，没有几年功夫学不过来。我真怕一拆迁，这老字号就毁了。”

　　高慎昌的担心是由一系列的经济账构成的：政府至今没说让谦祥益回迁。即使回迁，每平方米数万元的价格，谦祥益也出不起。另找门面开店，市区人气旺的商铺租金都高，远处是便宜些，可没人气。店里有52名在岗职工，88名退休职工。一旦搬迁肯定有人要下岗，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发放也是难题，如果找个单位托管，每个人要付4万元。2006年的生产合同大多已经签订，仅定金损失就达上百万元，更何况仓库里还有近1000万元的存货。

　　高慎昌说，拆迁公告贴了三次了，可政府有关部门至今只来过两次。第一次是2月20日，宣武区拆迁办两个工作人员来通知拆迁。第二次，几个房屋评估公司的人来看了一下房子，决定按每平方米8030元的价格对房屋予以赔偿。按照这个价格，谦祥益总共也就能得到1200多万元的赔偿，至于房子拆不拆，是否允许回迁，职工怎么安置等问题，一概没有答案。“政府说要阳光拆迁，应该透明，我们也想和政府沟通，知道该怎么配合，可我们找了很多部门，谁也不理我们”。

　　“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拆迁，尤其是文物保护单位，怎么能说拆就拆？这老房子每年都有文物局来检查，去年因为漏水，还特意申报文物局，由谦祥益出资100多万元进行修缮。这老房子质量真是好，我工作27年，印象中只有10年前发生过一次火灾，是我们隔壁的民居着火。高高的女儿墙挡住了大火，我们一点儿损失都没有。”

　　说到谦祥益的过去，高慎昌有一肚子的故事：梅兰芳对谦祥益的员工非常客气，还给我父亲画过一个扇面，可惜后来毁了。梅兰芳特别喜欢一种提花双绉，他字婉华，我们就给那种双绉起名“婉华绉”。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喜欢一种双经绉，我们就用他的号“留香”，把它改名叫“留香绉”。

　　从2月底开始，一向不打折的谦祥益，无奈也打出了“拆迁打折”的字样。70％的商品按进价销售，30％的产品低于进价销售。从各地涌来的顾客，着实让高慎昌感动得不轻。

　　“有一个老太太，进门就要找经理。她拉着我的手直哭，说她家四代都穿谦祥益的衣服，她结婚时穿的用的，全是谦祥益的料子。她问我，这老字号还能保住吗？她说她得了晚期癌症，这次怕是最后一次来了。后来，她选了两床被面，说留给子孙做纪念。谦祥益的被面，旁边都织着谦祥益的字号。”

　　“还有一位老先生，带着坐轮椅的97岁的老母亲，从颐和园那边打车过来。他们一家子过去在武汉就穿谦祥益，搬到北京后，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所有的老顾客都问，你们要搬到哪里去？我们回答不了，于是在收银台边贴出一张公告，请愿意的顾客留下联系方式，等谦祥益选好新址再开张，请大家去当嘉宾。”

　　翻开留言簿，净是这样的留言：“千万别拆谦祥益老店啊，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店，我们心疼啊”。“可不能再像拆城墙那样，拆了再后悔，再想重建，难啊！”高慎昌长长叹了一口气。

　　民间小吃爆肚冯

　　高慎昌还当学徒那会儿，下了班就喜欢逛大栅栏的胡同。他喜欢看老北京坐着小马扎，端把小茶壶，在胡同里悠闲地聊天，很有生活气息。廊房二条和门框胡同的小吃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廊房二条并不难找，只要嗅着爆肚小料的香味寻去，准没错。这里是大栅栏的“食街”，爆肚冯、卤煮陈、马记月盛斋，还有些个不那么出名的清真小吃店，把这条一米多宽、百余米长的小街簇拥得热闹非凡。

　　爆肚是老北京著名的小吃。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回味爆肚的风情：“肚儿是羊肚儿，口北的绵羊又肥又大，羊胃有好几部分：散丹、葫芦、肚板儿、肚领儿，以肚领儿为最厚实。馆子里卖的爆肚以肚领儿为限，而且是剥了皮的，所以称之为肚仁儿。爆肚仁儿有三种做法：盐爆、油爆、汤爆。”

　　爆肚冯一家几代都是做爆肚的，在京城名声响亮。1976年，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到大栅栏寻找记忆中的爆肚，没有找到。1983年，他又回来，托人找到了爆肚冯的后人冯广聚。他当时是一名车工，已经多年不做爆肚。

　　“我好不容易找来5个肚，给他做了一回。他吃完特别高兴，说老北京的手艺没失传。我告诉他，已经丢了。过去这条街上那么多著名小吃，富顺斋酱牛肉、豆腐脑白、奶酪魏……公私合营以后，都散了，他们的后人，也都进了工厂。”

　　“这个老华侨和我说，他出钱，让我再把买卖做起来，我哪敢答应他呦！要是再给我扣一个‘小业主’的帽子，我这一辈子都缓不过来。我那时在技校讲车工工艺，对创新刀具啥的还挺有兴趣。他又让我讲祖上经营的故事，说是给我录音，我也不敢讲。”

　　2006年3月，廊房二条拆迁在即。这一天，冯广聚趁着下午休息，把我带到小店二楼，细细讲述过去的故事。伙计把一壶茶水搁到桌上，桌面早已磨破，露出里面的纤维板，缝隙处还散落着好些芝麻，全是爆肚冯自制的烧饼上落下的。

　　“光绪年间，我家祖辈就在后门桥卖爆肚。后门桥的旗人多，好些太监也住在那儿，推荐我家给宫里送爆肚。我爷爷那会儿，隔几天往宫里送一次，有次捅一娄子，碰掉了宫里储水缸上的铁环，发出了很大的声响，被守卫抓起来了，关了他一天半。”

　　宣统逊位后，后门桥衰落了，冯广聚的爷爷把铺子开到了大栅栏，和当时爆肉马、烫面饺马以及馄饨、老豆腐、炸豆腐等五家组成了一个小吃店，被当时大栅栏的老百姓誉为“小六国饭店”。

　　冯广聚从小生活在大栅栏，至今仍住在三富胡同里。小吃街上诸多老字号和日本人斗、和国民党伤兵斗、和旧社会警察斗，他全记得清楚。解放后公私合营，他也就进了工厂。

　　改革开放后，工商局出面，五次请冯广聚再来开爆肚店，他不敢答应，小儿子却动了心，率先出来开店。开张时，好些个领导都来了，冯广聚这才放下心来。

　　他不仅把老祖宗的手艺都发掘出来，还对小料进行创新。吃爆肚，最讲究的就是小料。他的“独门秘方”一共十三种佐料：黄的是麻酱、粉红的是豆腐乳、碧绿的是香菜……“我还在小料里加了蒜，过去的小料是没有蒜的，但是蒜杀菌，有助身体健康。”

　　“我在工厂那会儿，一个月也就挣110块钱，自家的小店，一两天就能挣一两百元。我寻思着，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的那些发小，都是老字号的后人，这些手艺可不能失传。”

　　冯广聚花了十几年时间，陆续把这些老字号的后人请出来，借给他们钱，让他们重新开店，又带着大家去西安考了“中华名小吃”的资格。“要是等到这些老手艺都丢了，再挖出来，可就难了。我就是要把这些小吃都扶起来，让它们永久不衰落。”

　　这些年，老北京小吃风光过。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冯广聚带着老字号的后人去过钓鱼台国宾馆，给领导人做过小吃，各国政要参加的财经会议、外国使馆过年，也都邀请过他们。

　　大栅栏拆迁，又让这些小吃面临“散伙”的危机。“老街没了，人走了，想再聚起来，难啊！”

　　“门框胡同的小吃，是大栅栏的一条胳膊，照我说，改造可以，可千万不能拆啊。区政府有次召集我们开会，我就说，不能想拆就拆，想哄就哄。要给老北京留点痕迹。过去说东单西四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是老北京的主要商业区。东单西四王府井都改造了，都现代化了，可是老北京的味道，全没有了，就不能留下个大栅栏，让后代回味老北京吗？”

　　“我说要留住老北京的时候，领导都表示同意。可现在，从前门西河沿到这里，全拆。老北京不拆，是个大古玩啊！是世界的奇迹啊！拆了想再建，比登天还难。全国两会时候，政协委员有提案，说大栅栏、鲜鱼口这带的改造，要注意保留古建筑、注意保存老北京文化。说得多好啊，不能为了办奥运会，拆了半拉儿北京城！”

　　爆肚冯晚餐从下午5点开始营业。3月14日，到了5点15分，二层店面坐满顾客，门口已经排起了十七八人的长队。排着队的人，有人拿着相机，有人拿着手机，对着门口的招牌拍照留念。不远处的卤煮陈，也是一样的场面。大家都想趁着老字号还没搬迁，再吃一口地道的老北京小吃。

　　大栅栏是移民文化

　　大栅栏曾是毛银鹏的梦想。他很费劲地想把大栅栏念成像北京人发音的“大什栏儿”，却总也学不像。

　　他家在湖北乡下，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当作家。一到北京，便选大栅栏落脚。“这里有老北京的灵气，也有人气”，毛银鹏说。

　　他在前门的国有商场租了门面房卖鞋，又在煤市街南边的一个胡同里租下两间小屋，安顿一家四口，房租每月400元。他的小屋在一间老式四合院的二楼，经过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通往搭建了杂乱无章小房的院子。一张高低铺的双人床占据了屋里的大部分空间。床下堆满了鞋盒，兼做仓库。墙上打了几个钉子，用两根粗铁丝吊起个两尺来长的木板，便是书桌，桌上摆着水晶奖杯———2005年，毛银鹏的小说获得了老舍文学奖新人奖。2006年，他趁着大栅栏改造的机会，租下大栅栏步行街紧挨瑞蚨祥的门面，斜对门就是卖鞋的老字号步瀛斋。

　　大栅栏的原住民，开始对毛银鹏这样的外来者并没有多少好感———精明的外地人在这里开店，多少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但这种想法很快就改变了。原住民们发现，把房子和铺面租给这些外来客，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外地人也带来了很多消费，搞活了这里的商业氛围。于是逐渐接纳了这些外来人口。

　　这种默契造就了大栅栏的一个奇迹：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高楼大厦，却容纳了4万多人。

　　来自广东的艺术家欧宁，从2005年开始，在大栅栏拍摄一部纪录片。它是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项目《三元里》（关于广州的城中村）的延续，与计划中的上海普陀区曹阳新村项目（关于上海的工人聚落）一起，构成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社区的系列研究和创作。欧宁感兴趣的是街道的生活方式作为商业方式的样本意义。这个外地人坚定地认为，大栅栏文化其实是外来文化，是移民文化。

　　这种观点可以找到很多支持的论据：谦祥益是山东人开的，遍布大栅栏的回民小馆，祖上也不是北京人，最早的京剧名角，本是进京徽班……这个地区的新规划者显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们眼下要做的，是把这个地区的原住民和外来者迁出去，迁去哪里他们并不在乎，大兴、回龙观、卢沟桥或者任何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不在大栅栏。开发商期望未来的大栅栏是“高尚”的，就像同样临近天安门的东单一样，有最好的写字楼和最豪华的商店，当然，还有同样高昂的地价。

　　建筑评论家史建也把大栅栏纳入观察视野。3月，煤市街旧址几被拆空，一条未来道路的雏形，已向北延伸到前门西河沿。钢管围起的护栏下，是深达数米的大坑。史建注意到，这些大坑并不像前大栅栏永兴置业公司总规划师主张的那样，做成地下行车道，而只是为了埋设一些市政管道，“未来煤市街滚滚的车流，会彻底割断两边的商业氛围。”史建断言。

　　在石头胡同居住了27年的张金起，用一张餐馆里使用的劣质餐巾纸，来演示他在区政府看到的未来规划。他把餐巾纸平铺在桌上，稍微用一点力，就撇成了两半。“裂开的这条，就是前门大街，今后要改成步行街。为了让汽车通过，东边的鲜鱼口胡同区，马上要建7条马路”。他哗哗地撕了几下，左半片纸立刻变得支离破碎。

　　他转向右边半张纸，从三分之一处整个撕开，“这是未来的煤市街，要拓宽到25米，通汽车”。他顿一下，捏起右边剩下的三分之二，扯断，分成上下两半。“这是铁树斜街，将来也要拓宽。”最后，他捡起代表现在廊房头条、二条的那块小纸片，利落地撕成几个小细条———“这些胡同，4月29日中午12点之前，全部要拆掉，拆迁公告已经贴出来了。”

　　等他说完，那张餐巾纸已经成了一堆碎纸片，七零八落地散在桌面上。

　　张金起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趁这些老胡同和院落还“健在”，抢拍下来。他在老北京网上发起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拍胡同，期望有一天，大家把这些资料共享，在网上复原出一个老北京的真实影像。

　　胡同里的生活

　　网上有一种声音，发言者自称住在胡同里，迫切地表达了想搬离的愿望：没有自家的卫生间、没有上下水、没有暖气，甚至洗澡也要去公共浴室。发言者指责那些要求保留胡同现状的人：你们生活在都市里享受一切现代文明———空调、网络、轿车，却要我们生活在过去的时光，保留原样，来满足你们偶尔回来凭古的兴致，这合理吗？

　　这种意见一度曾说服了我，直到我在大栅栏的胡同里，拜访了数十个院落，见了几十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包括教师、公务员、下岗工人、残疾老人、学生、捡垃圾的、开杂货铺的、拉三轮车的、做被套的、跑堂的、当保安的、送报纸的……“我们多数人不想走，但我们没有权利选择离开或者留下，公告一旦贴出，我们只能离开，必须离开。”一位妇女指着老墙上的房地产广告说：“你看看上面的房价，哪套房子不得四五十万？还都不在市区。拆迁补偿款每平方米8000元，我们买得起新房吗？就算买得起，我也不想搬。搬到四环甚至五环外去，每天上下班路上三四个小时，大人受得了，孩子上学还受不了呢。”

　　张金起在老街坊中做了调查，愿意走的，不愿意走的，不想走也得走的，各占三分之一。“愿意走的情况复杂，有的说想住楼房，有的在外面早就分了房，根本不在胡同里住，一拆迁，还能拿笔钱，当然愿意走。”

　　胡同里的居民分析，网上自称住在胡同里的论调，全是开发商故意散布的。他们比谁都明白，离开这个街区，很多人的生计就没了着落。

　　煤市街住户腾云龙是假肢技师，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有的残疾人从8个月起就让人抱着请他做假肢，至今已经四五十岁了。“如果让我走，我没了收入，那些老顾客也找不到我。我不愿意上郊区，人老了，到别处开辟个地儿不容易。”

　　胡同里危房多、火灾多，让老百姓搬离是造福于民的说法，更是遭到胡同居民的一致反对。

　　“住老院子的，谁家不知道要防火。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没见过几起火灾。倒是拆迁开始后，半年内发生了五六次火灾。”

　　“胡同里有危房，进行改造不就行了，就算让我们自己出钱维修也行，为什么让所有人都搬出去？”

　　“不是危房的，也叫他们扒平了。你看看这里新盖的房子，有多少用的以前拆下来的旧料？”

　　一个住户拉我到街口去看，运来的盖新房的木料堆里，一根近十米长的大梁，一看就是用过好几十年的。工人说，还能做大梁，再用五十年也不会坏。

　　金利饭馆拆迁后，张金利搬到一处楼房过渡。他觉得不舒坦。过去住平房，买的菜搁地上一星期都不坏，现在住楼房，菜放一两天全蔫了。“过去我家大缸腌酸菜，从来不坏。我姐姐住楼房，腌的酸菜老是坏。不接地气儿啊。”

　　樱桃斜街一个街头棋局上，几个老爷子谈论着拆迁的话题。“要是搬了，老街坊都散了，我们还上哪儿下棋去？”

　　“不了解大栅栏历史的人，不会明白胡同里的事”。一位在钱市胡同生活的老人说，他们只看到钱市胡同窄，进不来车，就想拆、扩建。“可他们知道钱市胡同为什么这么窄吗？这里以前好些个铸币的，怕人抢钱，胡同窄了，小偷没地方躲，在胡同口一堵就截住了。这都是有讲究的，他们知道吗？”

　　几天前，在金利饭馆的废墟上，五六只鸟笼散放着。几只路过的野猫远远地盯着鸟笼。斜对面荣丰恒煤油庄旧址，还顽强地挺立着。很快地，从这里可以直望到前门西河沿，而阻挡着的一切，将被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