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的《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意见》规定，今年将继续执行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择优留京就业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 所以，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即使扩张到目前规模，也还没到大学生过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还是与毕业生千方百计要一个北京户口有关。”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某班的31个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签约。一些外地大学生告诉记者，为了留在上海，他们甚至放弃户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学校就业，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资。有学生移动着日渐宽松的表带，说：“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国，北大教育学者岳昌君对200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调查发现，该年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随着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边远地区的激励政策出台，这一年去县城以下的大学生比2003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

　　但岳昌君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面霸”、“考霸”传奇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动的“新盲流”，还涌现出富有传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这样坚忍的同学，在7月来临前总能找到“婆家”。

　　3月底，广东海洋大学国贸专业的应届本科生吴锦方终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月的营销工作，脱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一句行话，是指乐此不疲参加面试的人；“面霸”再被拒绝无数次而坚忍不拔的，就成了“拒无霸”。

　　为了在广州找到一份工作，吴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内在网上投了近1000份简历，“连吃饭时都按着键盘投几下”。他得到过30多个面试机会，他赶了20多个，“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就是部面试机器，从早到晚都排满了面试”。他对薪水的预期也随次递减，从1800元降到1500元，再降到1000元。“如果连每月1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那我只有离开广州了。”他告诉记者。幸好，他最终找到了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的王胜德，被同学戏称为“考霸”。从去年12月25日起，他去过十几个城市考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检察院、法院、北京、上海、大连、福州、广州、深圳……”

　　为了考公务员，他已经花了5000多元，这3个多月中有2/3时间在路上、在东莞至广州的火车上，他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资料，再站回来。“在东莞，没地方住，我就和同学的哥哥一起挤在民工棚里，蚊子乱飞，屋子很暗。”“考霸”向记者历数奋斗史，还调侃了一下非“考霸”：“有个同学每次考总是离录取差一名。到最后考上了，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3月31日晚11时，他最后对记者说，明天自己还要踏上去天津考公务员的路。

　　这位“考霸”其实是站立在一个庞大的数字前。据教育部门公布，2006年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为127.5万。其中通过招考部门资格审核的公务员考生约为50万人，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约为43∶1，超过了2005年37∶1的平均报考比例。即400多万毕业生中，只有3%的人能实现这个愿望。

　　报告公务员因为这种激烈竞争而在各大高校里“白热化”起来。

　　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传奇人物。

　　该学院的女研究生小罗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热，是因为一个毕业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像公务员那么稳定、体面、高薪的工作。现在工作实在太难找了，只要是个机会我们都想试。”

　　面对“面霸”和“考霸”的不易，一些毕业生自然要利用身份资源、亲友资源和权力资源。北京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李亮告诉记者，班上的北京本地同学找工作比他们容易，“10个北京人中就得有8个可以找到门路。”而武大法学院的一个男生，他姐姐在中石化工作，他就托姐姐的关系，最后也签到了那里。而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在找工作中有着微妙的群体分化现象。农村学生、贫困学生没有家庭背景，只能不断积极地找工作机会。

　　与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一同做相关研究的文东茅教授发现，“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额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他们的研究表明，与2003年相比，毕业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知识、学历和自身能力仍是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需要警惕这种不公平现象。”文东茅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