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3·19”将是历史案件
很多人希望我能做法官，说哪一个有罪。这不是我的任务。科学家一定有本分，要让证据说话。
撰稿／贺莉丹（记者）
近日，著名美籍华裔鉴识专家李昌钰来到北京。正值“3·19”枪击案风波再起，作为此案的鉴识专家，李昌钰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4月1日，李昌钰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详细解读台湾“3·19”枪击案。
家属“翻案”对鉴识工作没影响
记者：两年后的今天，“3·19”枪击案再次为各界瞩目。 嫌犯陈义雄家属不断抖出越来越多的内幕，要求台当局“翻案”，对此李博士是如何看的？
李昌钰：陈义雄家属要“翻案”对我们的鉴识工作没有影响：首先，对现场没有影响，因为现场已经不存在；其次，对物证没有影响，物证鉴定的结果就是铜弹和铅弹。
唯一有影响的是对刑事侦查，但台湾刑事侦查人员认为他们没有逼供。假如陈义雄的家属要翻供，第一天就翻供了，不必等到两年之后再翻供。
这个案子中，很不幸的是陈义雄落水死亡，陈义雄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我没有去调查，因为尸体已经火化了，骨灰里已找不出证据，遗书也烧掉了。假如陈义雄家属当初知道是“逼供”，就应该保存遗书，这是最好的物证；尸体不要火化，重新检查。
陈义雄是不是开枪的人？背后有没有人支持陈义雄开枪？这些跟鉴识科学没有关系。警方找到陈义雄时，距离我们把枪支鉴定出来已有8个多月。在警方没有注意陈义雄时，陈义雄的家属就自动把尸体火化了。
记者：“‘3·19’枪击案真相调查工作室”负责人张曦光3月27日召开记者会，对您的鉴识报告提出多项挑战，希望能和您进行专业上的对话。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质疑的？
李昌钰：那位张先生毫无鉴识能力，也没有鉴识科学的经验，他是利用“3·19”枪击案作为一个平台，达到宣传自己等其他目的。
记者：张曦光先生也质疑您的报告中没有提到陈水扁和吕秀莲遭枪击时在吉普车上的高度，还质疑枪案的铜弹头，认为铜弹头上有多处铜绿锈斑。
李昌钰：吕秀莲当时坐在椅子上，椅子的高度很重要，当时我们找了一个跟吕秀莲身材差不多的人，由她腿的位置到吉普车的玻璃弹洞定位后，在相反的方向延长线确立射击者一定在吉普车右边的激光光线位置上。
有人质疑陈水扁的高度，我们当然量过陈水扁的身高，在鉴识工作时要考虑很多变数，那天陈水扁是站在吉普车上，人不像一块平木板，人站的时候可以挺胸或弯腰，陈水扁的高度对鉴识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假如陈水扁跟姚明一样高，枪弹只会打中他的腿；假如陈水扁跟侏儒一样高，枪弹会打中他的头。我们鉴识的要素还是枪的弹道、射击者的位置以及到底是什么子弹。
最近有人说子弹上有绿锈，他根本没有看过这颗子弹！因为物证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子弹上并没有绿锈，只是“刑事警察局”公布的照片因为灯光投影的关系，在拍照时有些地方亮些，有些地方暗些。
明知“3·19”是火坑仍往前跳
记者：在您看来，“3·19”枪击案给您带给怎样的挑战？
李昌钰：你知道这个案件是烫手的山芋，聪明的人肯定不会接；明知道前面是个火坑，只有傻人才会跳进去。这是很大的挑战！（笑）
记者：您曾参加过克林顿绯闻案、白水案、南斯拉夫总统遇刺案、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等著名案件的侦办，但却表示“这些案件都没有像‘3·19’枪击案这样，给我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您有没有因为自己参与鉴定“3·19”枪击案而后悔？
李昌钰：我并没有后悔参与鉴定“3·19”枪击案。
这个案件从很单纯的鉴识科学、刑事侦查案件演变成有政治色彩的案件，有人甚至借这个案件作为自己的政治平台，由此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烦恼。
每个人都问我案件的动机是什么。有人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暗杀，我说不可能，暗杀怎么可能用玩具枪打肚子？我这样一说，绿营就说我跟大陆的关系很好。同样，我认为枪击案件不会是国亲两党制造的暗杀案件，我这样一说，绿营就说我是“纽约连宋海外后援会”的荣誉主席。我也认为枪击案不可能是陈水扁自导自演的，人的手只有这么长，假如这么开枪，我们一定能在陈水扁身上找到火药残留物和其他烫伤处，但在陈水扁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些，我这么一说，蓝营就说我偏袒绿营，说也许他们付了我50万美元的雇佣费，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笑）
但我也没有排除陈水扁“自导他演”或“他导他演”的可能，这个案子有很多可能。我的责任不是找动机，是找物证，将物证提供给“刑事警察局”去侦查。
记者：您的意思是，无论您怎么做，岛内这几大政治派系都会不满意。那你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呢？
李昌钰：当时上万的人给我写信、发邮件、打电话。我接“3·19”枪击案不是为了任何好处，主要是对历史有个交代，搞清楚真相。
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在台湾长大的，我热爱台湾，希望和平。
“3·19”枪击案是岛内非常关注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说两个候选人同时被打伤了，但是在媒体报道中，“3·19”枪击案变成好莱坞式的破案，一个人要从头负责到尾，不管中国还是欧美，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都有一定的法律精神，那就是侦查和司法要独立：现场鉴识是第一部分，物证检验是第二部分，刑事侦查是第三部分，检察起诉跟动机分析是检察官的事情，再往下，送审法院是法庭的事情，这些部分不可能夹杂在一起。
我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很多人希望我从现场鉴识、分析动机到抓人，干所有的事情。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就变成独裁了！（笑）
没有现场的“3·19”枪击案
记者：“3·19”枪击案算不算您经历的8000多个案件中比较离奇的案件呢？在您看来，这一枪案的离奇之处在哪几处？
李昌钰：是很离奇！第一，世界上从来没有两个正副领导人同时被枪击的；第二，这个案件现场没有保全好，所以有了后遗症；第三，因为政党的政治关系吵得天翻地覆，媒体的渲染更是火上浇油，所以当时岛内每天都在讨论“3·19”枪击案，这形成了很奇特的现象。
我回台湾第一件事是建议成立“3·19真相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真调会”），由专业的法医、鉴识专家、弹道专家、检察官、律师等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人组成“真调会”。原来的“真调会”里有很多是我的前辈，我很尊重他们，他们可以随时看我的鉴识报告，物证是经得起考验的，我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同意我的鉴识结果。
记者：“3·19”枪击案中，您当时拿到的物证是什么？您是怎么开始鉴识工作的？
李昌钰：我到台湾只是看物证，他们找到两颗子弹、两个弹壳，还有陈水扁的衣服、吕秀莲的裤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物证了。
有多少物证我就讲多少话。我马上鉴定出这是8厘米的、土制的一铜一铅两发子弹，弹壳是不锈钢弹壳。
铅弹上有和陈水扁的衣服一样的纤维、皮肤、血迹，鉴定出来有陈水扁的ＤＮＡ，这些告诉我们，铅弹和陈水扁有接触；铜弹上有玻璃粉和血迹，同时鉴定出有吕秀莲的ＤＮＡ，同时吉普车挡风玻璃右上角有个弹洞，这证明铜弹是穿透吉普车的挡风玻璃窗打到吕秀莲的右腿上的。
我们进行了现场重建，用激光确定枪击“热区”。在国外，由于现场封锁得很好，我们用同样的枪支试射后，能推算出射击手的准确位置。但“3．19”枪击案中，两个弹壳是老百姓捡到后报告警察的，位置可能有误差；吉普车行驶的速度是我们从录像资料大概推算的，弹道的计算有误差；加之路是不平的，吉普车不是水平的，弹道会因吉普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确立的是“大约估计”的一个区域，枪手在“热区”可能的位置，是在金华路10号到14号之间。
当时有人说子弹是从二楼打下来的、有人说子弹是从顶楼打下的，众说纷纭。我发现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破洞处有上百粒的玻璃粉，这是子弹高速贯穿挡风玻璃产生的，弹洞也是一个痕迹，玻璃粉告诉了我们子弹行进的方向。我们鉴定出最有可能造成吉普车挡风玻璃弹洞的枪击弹道，子弹从右到左、大约54度角的方向，从吉普车外向内的方向射击，枪手是在吉普车的右边，在平地。
有人以为我们是用激光在“作秀”，其实这个过程经过很多思考、测量和计算。
我们还发现，铜弹31％的尾部没有了，弹头有玻璃粉，这表明铜弹是底部先射入玻璃，不是弹头先射入玻璃的，因为土制枪管没有制式枪管的来复线，子弹一打出来就在翻跟斗，子弹不断翻转射入挡风玻璃；在子弹上我们还发现有两种工具痕，铜弹是把一根铜条磨成子弹形状、再切成子弹尺寸制成的，铅弹是用铅条磨制的。由此我们就决定了“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这在台湾是个很新的侦查的方式，以前我们都是抓了人、再找物证，现在是从物证去找嫌疑人。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只做一支枪、两颗子弹，我们建议“刑事警察局”把过去所有的玩具枪支案件统统调出来加以比对，大概有740多件案件，通过比对找到了52件案件跟“3·19”枪击案的子弹设计相同，从中追查到一个叫唐守义的人做了79支枪，并在他家里找到了工厂和设计蓝图。
做枪的人找到了，案件就有了进展，下一步我们是追上流，追查这79支枪卖给谁了。我们鉴识人员的责任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刑事侦查人员的责任，跟鉴识科学没有关系。后来刑事侦查人员发现其中的一把枪转卖到一个叫陈义雄的人手里。
记者：您在整个鉴识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干扰或阻力？
李昌钰：我接到过无数的电子邮件，他们每个人都依据各自的立场表达了各自的意见。有人认为吉普车上的玻璃洞是洋钉敲的，有人说是锤子打的，有的说是胶布贴上去的；至于伤口，有人认为陈水扁肚子上的伤口是美工刀划的，有的说是激光刀划的，太多了，各种说法都有。
物证是我亲自一件一件检查过的，他们没有看过，他们的意见怎么会对你有帮助呢？我就建议他们把他们掌握的情况统统送到“刑事警察局”。
鉴识工作就是让物证说话，我们不需要别人建议，铜弹就是铜弹，铅弹就是铅弹。
“3·19”枪击案会变成历史案件
记者：两年过去了，目前作案枪弹全无着落。在您看来，“3·19”枪击案会不会最终成为一起悬案？
李昌钰：我敢保证，“3·19”枪击案会变成一个历史案件，就像肯尼迪总统被谋杀的案件，发生在1963年11月22日，到现在已经42年多了，每年都在重新调查。“3·19”枪击案也是如此，到了明年3月19日，“3·19”枪击案还会调查，到了2008年台湾大选更会调查。
我们的鉴识工作已经做完了，那些物证已经保存，变成我们对历史的交代，物证不会改变了，任何人只要对物证有疑问，他可以重新鉴定。
“3·19”枪击案跟其他历史案件一样，历史会证明一切。
记者：您曾表示，若寻回作案凶枪等重要证物，愿意再返台协助“3·19”枪击案复验鉴识工作。这种“复验鉴识”的可能性大吗？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破案？
李昌钰：我讲“3·19”枪击案是结案，但没破案。结案是指案件侦查到顶点，没有人证和新物证可以再调查，案件就放在一边了；破案是我们找到了真凶，按照动机分析起诉。
我们的鉴识工作已经做到顶点，如果找到那支枪，我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协助。
其他重要新物证还包括：假如能找到那批枪弹，因为20颗枪弹只打掉了两颗，其余18颗在哪里？假如遗书没有烧掉，假如死者的衣物还保存着，假如那天在台南“扫街拜票”时还有其他的照片或录音带没有公布，类似于肯尼迪总统遇刺时有记者拍的照片。
假如找到这些新物证，“3·19”枪击案有可能重新开案侦查，但这个案件目前看来并没有新物证。
而人证，不是我们鉴识科学家过问的地方，这是属于刑事警察的职责范围。
记者：您侦破“3·19”枪击案时分文未取。是什么原因让您这样做？
李昌钰：我们做鉴识工作花了5天时间，另外还花了16天时间做计算、测量等很多工作，我们的报告要给每个专家看。这两颗子弹和弹壳是怎么造的，子弹的火药怎么设计的，用了什么样的火药，这些都需要分析。到了2004年8月底，鉴识报告出来了。
我在美国还有很多案件，还要讲课，写报告的时间都是到半夜，我在飞机上都在写报告。太太说我很笨，这么辛苦干什么？！
在美国，我的顾问费用在每日1万美元以上，我到台湾鉴识“3·19”枪击案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我贴钱和时间并非为了酬劳。我是为了什么？我只是对历史负责，对社会有个交代，历史会证明这个报告的公正性。
记者：您认为您对“3·19”枪击案的鉴识工作是成功的吗？
李昌钰：每个案件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精神，不管案件大小，一定要尽我们的力量去检验物证。物证不会说谎，其他都有可能。
“3·19”枪击案鉴识工作虽然很艰难，但我们做得很成功，给“3·19”枪击案侦查制定了方向。我们鉴识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完整，我们的鉴定报告大概有300多页，里边有200多张图片，每一个物证都讲得很清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经得起任何挑战。
很多人希望我能做法官，说哪一个有罪。这不是我的任务。科学家一定有本分，要让证据说话，我们是调查证据的，我们调查的证据会提交给“刑事警察局”让他们去调查。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鉴识工作中您有没有受到过一些威胁或恐吓？
李昌钰：从来没有，一些被抓的人犯到了服刑时还给我写信，说“谢谢李博士，你的物证证明我有罪，你讲得一点都不错”，还有人说，“我已经重新改变了，希望帮你做事，愿意义务为你服务”……（笑）
美国人有的时候很天真的，从来没有说对我报复，因为他晓得我的物证是铁证如山！（注：台湾“3．19”枪击案资料图片系李昌钰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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